9月 262011
 

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根据我们记者的调查,在中国的不少城市,高利贷的乱象目前正愈演愈烈,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当前,对于民间借贷的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阶段,推进新一轮的金融改革乃是当务之急。

高利贷乱局

——温州、厦门走访记

文 本刊特派记者 邢 力(发自厦门)

号称还原次贷危机根源的好莱坞商战电影《华尔街2》有一个副标题——金钱永不眠。没错,金钱的身上有着极其敏感的嗅觉,可以在第一时间闻到哪里有钱生钱的机会,并且会自发地以最快速度奔向那里。股市、楼市、艺术品、黄金……各种投资市场已经以无数次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金钱在发挥其逐利本能的同时,往往也会被高额收益所蒙蔽,进而视风险为无物,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如今,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横行的民间借贷,便是这句话的最好印证。

高利贷乱象愈演愈烈

两个月前,本刊记者特赴因“宝马乡”而闻名全国的江苏泗洪了解当地的高利贷情况,然而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泗洪的高利贷风波尚未平息,各地的高利贷现象却愈演愈烈,且乱象频生,让人看了大跌眼镜。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利贷已经代替了炒股、买房,成为许多普通老百姓最重要的理财手段。内蒙古大学的一份调研显示,50%的鄂尔多斯城镇居民都参与到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活动中。鄂尔多斯更是流传着“只放贷不炒股”的说法。正是由于民间高利贷异常繁荣,利率持续居高不下,以至于让月入8000元的80后白领甘愿放弃北京的工作,毅然回到老家投入“放贷事业”。白领辞职专放贷,怎一个“乱”字了得!

同样,上市公司也没有闲着。在浙江一省,就有9家上市公司展开委托贷款业务,包括宁波的香溢融通、维科精华、ST波导;杭州的杭氧股份、东方通信、杭州解百)、莱茵置业,以及海宁的钱江生化和德清县的升华拜克。这些公司往往前脚从公众投资者那里融到资金,后脚就马不停蹄地将资金借贷出去。例如今年8月,香溢融通子公司通过宁波银行贷给浙江长兴众望物贸公司和长兴县振宇物贸公司的贷款利率均为18%,而今年上半年,其给杭州地产公司东方巨龙和南通麦之香的委托贷款年利率更是高达21.6%,为当时银行贷款利率6.31%的3.42倍。反观两年前,香溢融通委托贷款给杭州现代联合投资公司时,年利率还仅仅为12%。

最吊诡的是,居然连ST公司也来做高利贷生意。2010年5月5日,ST波导向青海中金创投公司委托贷款9000万元;今年6月下旬,在半年报披露前,波导收回了中金创投的9000万元本金,外加1404万元的利息。而公司半年报显示,其上半年净利仅为3515元,借贷收益居然占公司上半年净利的40%左右!

上市公司靠放贷撑起利润半边天,怎一个“乱”字了得!

资金链断裂后果严重

高利贷的资金链一旦发生断裂,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浙江温州,龙湾区“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上亿巨款潜逃。据受害人透露,郑珠菊以家电进货为名,大肆收进承兑汇票和现金,并通过家人拿着钱去炒房地产,设立担保公司放贷,最终因高利贷崩盘而不得不选择潜逃。温州公安初步定性该案件为非法经营,已展开网上通缉,并集中警力追捕郑珠菊。

在福建安溪,这个只有不到20万人口的小城的边上,有一个城厢镇公德村,该村有一个村委主任叫许从火,在县城经营着不少的产业,有家具城、娱乐城,还有担保公司,算得上是公德村的首富。可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名噪一时的公众人物,更成了村民严重的杀千刀的贼人——原来他向当地乡里大肆借贷,欠下3亿多元的巨额本息,却已只身潜逃到国外。而许多村民如今倾家荡产,终日以泪洗面。

在福建厦门,早在今年1月,厦门一家担保公司负责人赖月香,因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已被立案侦查。到了6月,又传厦门融典担保公司出现巨额坏债危机,陷入数十亿元高利贷债务。随后传来消息,与融典有关系的厦门思明区某外资背景银行支行一名副行长已卷款逃跑,涉嫌骗取巨额民间高利贷资金。融资担保随即遭遇金主挤兑,造成流动性危机,进而引爆了厦门市整个担保行业的信任危机。目前至少有4家担保公司面临被客户挤兑,总债务额可能涉及超百亿元。

近来各地高利贷乱象丛生,已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日前要求密切关注民间借贷状况,严打非法金融活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特殊经济环境下的产物

眼下高利贷风行全国,其背后的根源还是在于我国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同时金融政策一刀切也使得许多企业,尤其是原本就存在融资难问题的中小企业,成为宏观调控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些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民间借贷形式获取资金,以保证资金链的顺畅。同时,由于过往的暴利行业房地产正在遭遇严苛的限购,而且金融管制依旧,投融资体系改革止步不前。于是,在高通胀和行政打压之下,过剩的流动性不得不寻找新的投资标的,而高利贷就成为各路资金自发推高的新一轮超高额利润行业。

高利贷风行的危害是双向的。一方面,它使得许多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不得不选择饮鸩止渴的危险赌博,结果极有可能反而加速企业的倒闭;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人民币汇率不断提高,加上今年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实业家从事实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窄,而当他们看到有人依靠高利贷不费吹灰之力获得超高收益时,又有多少实业家能耐得住寂寞,继续低头干吃力又不赚钱的苦生意呢?

数据显示,今年1~7月,在31万户规模以上企业中,亏损企业户数为4万户,亏损面为12.7%,各月亏损面总体变化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亏损程度却在逐月加重: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由1~2月的22.2%上升至1~6月的41.6%,1~7月又进一步升至46.9%。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如果拿现在中小企业面临的危机和2008年时期相比,说它更为严峻一点也不过分。目前,温州已经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金融危机时期,企业主愁于接不到订单而导致业务量减少,利润降低。而现今的企业是有订单却不敢接,他们只敢接一些小的短期的订单,因为担心资金断链而导致更大的亏损。

这边是企业亏损逐月加重,那边是民间借贷利率步步高升。以中小企业最集中的温州为例,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高达1角,甚至达到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之间。

结果我们看到,高利贷收益越是高,就会吸引越多的实业家放弃实业,转而投入借贷行业。而高利贷规模越是大,高利贷崩盘越是快,坚守实业经营的企业倒闭也就越快。两相叠加,必然导致中国产业的空心化和失业率的上升。

治理乱象刻不容缓

高利贷风行除了会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上升外,还会引发一连串的恶性连锁影响。由此,治理高利贷的乱象已刻不容缓。

比如对将钱借给中小企业尤其是房企的上市公司来说,即使房企将土地等资产抵押给上市公司,也极有可能是二次抵押,其首次抵押已抵押给了贷款银行。因此,一旦公司破产倒闭,银行才是破产公司的第一债权人,上市公司能否获得赔偿还是未知数。除了显性风险外,一旦上市公司的委托贷款收益超过了主业,很可能会影响上市公司主业的正常发展——既然放贷收益比做实业还高,我又为何辛辛苦苦干实业呢?然而与中小企业相比,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和主动脉,如果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尝到了高利贷的甜头,从而放弃主业的话,将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在我国许多城市,高利贷泛滥与当地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楼市调控政策下,民间借贷成了许多城市发展房地产的主要资金来源。如内蒙古鄂尔多斯是一个只有160万人口的城市,依靠得天独厚的扬(羊)眉(煤)吐(稀土)气(天然气)四大资源,人均GDP超过了香港,进而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和房地产开发,其资金80%依赖民间借贷市场。据当地有关人士估计,其民间借贷的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2011年,鄂尔多斯房地产计划销售商品住宅1200万平方米,意味着当地人至少拥有人均10套以上房子。以高息民间借贷支撑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风险的多米诺骨牌将砸到游戏的所有参与者,届时鄂尔多斯有可能出现遍地烂尾楼的悲惨景象!

高利贷泛滥不单是严重的经济问题,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近来温州等地不断出现老板出逃的传闻,每一个出逃老板的身后,都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参与民间借贷的普通家庭在哭泣。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利贷链条的断裂,越来越多的高利贷受害者积压已久的怨气将会最终引发一场社会大地震。

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为了解中国当前高利贷乱象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普通百姓、私人老板、上市公司、银行、担保公司、典当行、公务员、国有企业等等又分别在高利贷利益链条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本刊记者近日特赴沿海两座高利贷事件最为频发的城市——温州、厦门进行采访。记者在温州的采访以“跑路”老板吴保忠为线索,展示了一幅生动的温州民间高利贷全景图。近几个月来不断出现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的事件,无疑给投资者敲响了警钟。而在厦门,记者通过多角度采访,终于拨开了厦门民间借贷的层层迷雾。

读史使人明智,回顾历史,可以让我们对高利贷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更清晰的认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以来,每当民间高利贷现象有所抬头泛滥,往往都处在银根紧缩的货币政策背景中。对比过去4次高利贷风波,我们不难发现,每次民间高利贷高发期都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定造成极大的伤害。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民间的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之间有着相互拆借融通资金的客观需求。当政府出于宏观调控考虑而紧缩银根,许多企业的融资主渠道受阻后,自然会转向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资金因僧多粥少,供求失衡,必然导致融资的“价格”不断上涨。一旦市场形成预期,就会引来大量的跟风炒作资金,从而一再重复着高利贷击鼓传花、最终崩盘的噩梦。

因此周德文强烈呼吁,要舒缓民间借贷市场的高风险,首先需要对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核准和规范性监管允许符合条件的民间借贷机构进入正规金融市场,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利率真正作为市场对风险的定价而存在,否则即便向私人部门开放正规金融市场,民间金融机构也不会有意愿变身为正规金融市场,因为管理下的利率等水平难以有效覆盖金融风险敞口,从而使风险更多地聚集于贷款人之上。

其次要打破金融垄断。中国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已逐步对国外开放,但金融对内开放却严重滞后。政府应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去筹建民间银行,像小商人银行、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等,从而让广大中小企业得到更多的间接融资;要制定法律,允许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让“地下钱庄”走出灰色地带。眼下正在制定中的《放贷人条例》便是从立法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最后,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应适度调整,应适当放松银根,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减低利息等。

温州接连发生的企业主“跑路”事件,或多或少都与民间借贷有关系,这意味着民间借贷已是危机四伏。在持续执行金融紧缩政策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引导民间资金为经济发展服务,已成为当务之急。

温州实录篇 资金链断裂危机四伏

文/本刊特派记者 甄爱军(发自温州)

“宝康”老板落跑

“我还有两万多元的工资没拿到手,那是血汗钱哪,兄弟啊。”9月14日上午,当记者在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康”)办公楼走廊里见到刘先生时,他正在电话里向朋友诉苦。

9月12日的上午9点多,销售部员工小刘接到一个电话:“你来我这里上班吧,你们老板昨天跑路了。”“老板怎么会跑路呢?”他以为是别人在搞恶作剧。但一想到自己还有两万多元的工资没拿到手,心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起来。等他下午两点钟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才发现别人并没有骗他,一切真相大白。

“跑路”的老板叫吴保忠,为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债主们突然发现吴保忠的电话打不通了。因为永强近期频发“老高跑路”事件,债主们已成惊弓之鸟。这样的变化,显然超过了债主的心理承受能力。于是在当天晚上,有将近20多个债主一起聚集在宝康的办公楼前,随行的还有两辆大卡车,卡车司机原本都已经睡下了,是被人打电话从床上硬拽起来的。

“宝康”仓管部主管杜泽兵当时还在加班,因为当天要把兰浦路上库房里的近300吨钢管和原料,转移到大概1公里之外的龙湾区海滨街道蓝田标准厂房东区2号新仓库。这里还有吴保忠的新办公大楼,按照3星级酒店标准装修,准备今年底搬进去。直到天黑,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转移过来,杜泽兵便一直等在新厂区,谁知等来了一帮素不相识的人。

“吴保忠跑了。”这帮陌生人在杜泽兵面前说完这句话,也不解释什么,径直往仓库里冲。一个胳膊上布满一片黑乎乎纹身的壮汉拍了拍杜泽兵的肩膀,“兄弟,帮帮忙”,并将他往人群后面推了一把,力道不大,但意图已经很直接。很快,这些刚转移到新库房的钢管和材料就在一片喧闹声中消失了。

第二天,也就是中秋节,更多的债主又找到了石浦大楼,仓库内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可拿,愤怒的债主闯进办公室,将电脑等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就连吴保忠办公室里的一个根雕茶几也不放过,但因为太沉重,最终又遗弃在二楼楼梯上。

对于吴保忠的不辞而别,有员工猜测是因为债务问题。在温州当地知名网站“柒零叁”网上,有网民爆料称其银行欠款2亿元、担保资金8000万元,以及承兑汇票5000万元没有归还。记者联系到公司高管丁平安进行核实时,他表示自己并不知情。9月21日,当记者再次致电丁平安时,他向本刊透露说,吴保忠在三天前又回到了永强,处理包括债务以及公司员工拖欠工资事宜。记者也发现,确实能够拨通吴的电话,但直到截稿时,吴也没有接听记者的电话。不过吴涉足担保行业,在员工以及熟人中间都不是秘密。

从记者找到的一本关于“宝康”企业介绍资料上,该公司专业生产不锈钢无缝钢管及不锈钢焊管等产品,自称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固定资产1亿元,流动资金6000多万元,年产不锈钢无缝管10万吨以上。一位姓周的员工说,吴保忠在台州市三门县也进行了投资,占地200亩,目前建成的厂房占地100亩左右,公司名叫浙江祥源钢业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吴的姐夫徐某参与打理。

吴保忠的高调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杜泽兵说:“老板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什么事情都想做到最好。”一位员工透露说,吴有一部镶嵌有钻石的手机,价值20多万元,平时穿戴都是顶级品牌。“我一个月1万多元的收入,还买不回老板一只鞋。”刘先生这样说。家里豪车有好几辆,除了那辆价值500多元的劳斯莱斯外,还有陆虎、Q7。不过记者在海滨街道办事处采访时,党工委副书记吴进军说:“‘宝康’在我们这一带规模并不大。”

吴保忠的发迹,在员工中间也颇具传奇色彩。有员工表示,在七八年前,吴还在别人手底下做事,甚至一度开过拖拉机。但员工们也承认,吴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

企业主频频“跑路”

自今年4月份以来,永强发生多起企业主“跑路”事件,之前还和赌博、经营不善有关,而到了后来就跟“担保”有着直接关系了。

在温州龙湾区,除了永强机场外,永强只是一个泛指的地名,它占据了龙湾区很大一部分。在永强,聚集了合成革、不锈钢等生产企业。很长时间以来,活跃的民营经济为民间借贷提供了生存的沃土。“我的家乡在龙湾,有个地方叫永强;远看永强像天堂,近看永强像银行……”这是有人在网上写的一首打油诗,前四句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永强盛行民间借贷的现状。

4月5日,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因欠赌债3亿元失踪。记者看到,位于机场大道618号的厂区除了保安之外,已经空无一人。因无人修葺,厂区荒草涨势旺盛,一副破败模样。受牵连的担保公司,仅龙湾本地就有4家。

7月27日,位于温州龙湾区海滨街道的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王和霞出走。据当地人的说法,其参股一家担保公司,涉及资金约一亿元。因担保公司老板出逃,他也被迫玩起失踪。在海滨街道宁村村中,记者找到了巨邦鞋业老板的老屋。据附近揽活的三轮车夫透露,自从出事那天起,不锈钢卷帘门就一直没打开过。大门上已被砍刀生生留下了七八道尺余长的刀痕,有的裂开了三四公分宽,看起来触目惊心。

同样在7月份,温州宝业皮革公司和温州大华皮革公司相继关门,知情人士称,宝业皮革摊子铺得太大,在江苏、上海等地都进行了投资,以致资金吃紧。大华皮革因担保宝业的债务而受牵连,不过其老板并未离开当地。宝业皮革的关门,与民间借贷无法脱离干系,在海滨街道宁村村宝业皮革老板王宝银的老屋大门上,已经贴满了法院的传票,少数是因为拖欠工资,大部分是民间借贷纠纷,如欠王某800万元,月息2分;欠徐某340万元,月息3分。

除了永强之外,温州还发生多起“跑路“事件,比较典型的如8月底位于温州鹿城区的耐当劳鞋材有限公司宣布停工,传言老板戴某因欠巨债潜逃;9月9日,在龙湾颇有名气的家电老板郑珠菊,失踪半个月之后被警方抓获,涉及金额约3亿元。

企业主落跑,担保公司受牵连,而放钱给担保公司的个人,日子自然也不好过,这些最底层的参与者利益根本无从保障。记者通过熟人找到温州一位刘姓的“上班族”,他通过各种关系凑了约300万元资金,交给自己的表哥放高利贷。原本打算从中吃利差,刚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收到一笔利息,比上班收入要高得多。如果运气好,一年能赚回三五十万元。但前段时间表哥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了,加之别的债主又不停地催债,无奈之下只好关掉手机跑到外地躲了起来。刘先生没法像他表哥一样跑到外地去躲债,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房产卖掉去还债。“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结束短暂通话的时候,刘先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民间借贷危机四伏

“温州的民间借贷已经是危机四伏,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国式的次贷危机。”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直言。

根据周德文的观察,“宝康”的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在于挤兑。他说:“近期风声很紧,估计很多债主想要收回资金。如果‘宝康’老板短时间内无法筹集到资金,就只有‘跑路’了。”记者在采访中也注意到,有员工反映,吴保忠在9月初才搬进新厂房,同时还花巨资装修新办公大楼;他出走的时候,并未带走小孩,这些都表明他并未想要“跑路”,极有可能是临时被逼。

曾经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小推动作用的民间借贷,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炒钱”运动。把钱交给“老高”,已成为温州人最惯常的理财方式。所谓“老高”,就是特指放高利贷的人。“谁会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只有傻瓜才会把钱放在银行。”在宁村村采访时,当地村民阿珠这样告诉记者。据阿珠反映,就在她所在的宁村村,私人之间的借贷现象十分普遍,一般情况下月息可以达到2分,年化收益率可达24%。

周德文表示,加上今年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银行连续10多次提高准备金率,企业要从银行获得贷款难上加难,无奈之下被迫转向民间借贷,进一步推高了民间借贷利率,扩大了民间借贷的规模。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高达1角,甚至高到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在利润的诱惑下,相当多企业抽出生产资金,投向民间借贷。

更加让人心惊的是,有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甚至出现个别公务员贷款入股担保公司、市民使用银行卡套现入股入伙担保公司、极个别银行职员参与的情形,这将放大民间借贷造成的危害。

周德文介绍说,温州民间借贷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亲朋好友之间相互拆借,第二种是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投资公司等变相从事借贷活动,第三种是地下钱庄。不管是哪种方式,它的高利率给企业加大了融资成本,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不仅资金难归,甚至引起突发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

记者了解到,温州近期不断增多的民间借贷案件已引起了司法机关的关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有关人士表示,考虑在近期将全市的民间借贷案例做一次全面的统计分析,然后向社会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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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安”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并非洪水猛兽,其实只要纳入正常的监管程序,便可为经济发展服务。

而现阶段,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是有目共睹的。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吴进军告诉本刊记者,国家持续紧缩信贷政策,让部分之前一直处于扩张状态的中小企业遭遇“断奶”危机。“如果挺不过去,就只能关门歇业。”他说得很直接。

失去控制的民间资本以极高的利息成本进入实业,实际上是让企业主“饮鸩止渴”。周德文说:“很多企业想利用高利贷缓口气,撑到政策缓和的时候,就像2008年底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一样。”但一旦政策环境没有改善,他认为温州36万家中小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其中有4成左右的企业将会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停工。

如果仅仅靠堵肯定堵不住,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改变民间资本的尴尬境地,通过法律手段为民间资本验明正身,从地下走向地上,进行阳光化运作。在化解民间借贷危机的同时,此举还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可谓是一举两得。

周德文表示,事实上,国家在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方面,已出台了不少措施,如推出村镇银行的试点、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允许个人和企业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等。但是,政策与现实往往存在着一段不小的距离,很多民间资本因额度、身份等问题,根本进不了合法化的渠道,因为享受不到金融机构的待遇而处境尴尬。

他说:“既然‘招安’,就不能把疏导民间借贷看成放虎归山,每放开缰绳一步,都要在周围竖起无数个栅栏。如此一来,民间借贷反倒觉得不被‘招安’更自在,‘招安’将何以为继?”

在已成立的温州市股权营运中心和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两大平台基础上,去年7月份,温州政府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设立温州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实施方案》,这意味着温州的民间资本可以创立股权投资基金。在未来,温州在引导民间资本方面是否还有新的举措?记者前往温州市金融办采访时,相关负责人并未给出正面回应。

与温州一样,厦门也是我国民间资本十分活跃的地区之一。今年以来,已屡次发生高利贷大案和借贷人携款潜逃事件。那么厦门当地哪些人在放高利贷?哪些人在借高利贷?规模有多大?操作手法如何?哪些人从中获利?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本刊记者来到了厦门……

厦门实录篇 民间借贷的七个谜团

文、摄 本刊特派记者 邢 力(发自厦门)

9月的厦门,气候宜人,风光旖旎,站在厦门最繁华的金融街——鹭江道上,遥望对岸的鼓浪屿,眼前一弯浅浅的海峡看似波澜不惊。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在厦门平静表象的背后,竟也潜藏着一股股动辄数亿元的高利贷潜流。

谜团1:厦门高利贷规模几何?

厦门高利贷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这是许多人最关心的。为此,记者专程走访了主管中小企业贷款的厦门市经济发展局企业处。有关负责人了解记者来意后,笑着对记者表示:“厦门相比周围的泉州、漳州等地,其实高利贷现象是相对比较少的。只是近来媒体报道得比较凶,说有几十亿元,其实从我手上拿到的案子来看,不超过5个,总规模也就七八亿元。有些小的高利贷案件只有几千万元。当然,周边也有像安溪这样闹得比较大的(指安溪县城厢镇公德村村委主任许火从携3亿多元高利贷借款潜逃一事),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临走前,这位负责人还反复强调,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是两个概念,非法集资应该打击,但民间借贷是合理的,只要不超过4倍法定利率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包括厦门在内的许多沿海城市30年来能有这样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民间借贷的活跃,因此希望媒体不要妖魔化高利贷。

然而一位长期在厦门从事第三方理财服务的金融投资公司高管王伟(化名)言之凿凿地告诉记者:“厦门的民间高利贷少说也有一百多亿元,官方统计的只是已经崩盘并且报案的,这只是高利贷的冰山一角,绝大部分高利贷受害者怕受到牵连,是不会去报案的。”事实上,在厦门街头和银行,记者从多位厦门市民和银行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的数字也与之相似。

谜团2:银行是否愿意放贷?

高利贷泛滥的背后,往往意味着许多中小企业无法从主渠道(银行)顺利获得贷款。对此,上述政府人员表示,眼下整个银行业资金都偏紧,能压的贷款都尽量压住。如今房地产企业无法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无法贷款,所以从逐利的角度看,商业银行也希望把钱留给中小企业,因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息相对高些。“我们经常和银行方面通气,现在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真的是很有诚意的。”不过该负责人马上话锋一转,“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厦门有8万多家中小企业,但只有8000多家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剩下的大部分企业要不就是通过亲朋借贷,要不就是通过高利贷融资。”.

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

厦门的银行果真对中小企业贷款充满诚意吗?为了解事实真相,记者与当地多家商业银行有关负责人进行联系,但了解到记者采访意图后,对方都以各种理由婉拒了采访。经当地媒体同行介绍,几经辗转后,记者终于联系到了一位前银行客户经理张强(化名)。他告诉记者,多年来,政府一直号召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但实际上,银行主要的贷款还是放给了国有企业。所谓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大多落在上了一定规模有较强实力的“中等企业”身上,而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主要是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还是很难获得贷款。

张强认为这一现象不能都怪银行。“上世纪90年代国企贱卖、私企大跃进的时代,不少私企通过种种内部关系拿到巨额的信用贷款,结果后来货币政策一紧缩,许多企业就撑不下去了。老板见形势不妙就跑路了,结果银行借给私企的大量债务收不回来。即便老板不跑路,私企一破产,银行贷款也一去不复返。有的老板见形势不妙,早在法院查封前就把剩余资产转移到亲戚朋友的名下。这样一来,法院也执行不到了。根据银行风险负责制规定,谁贷出谁负责,银行信贷人员放出的贷款若收不回来,本人要付全责。正由于风险收益不对等,银行吃过这个亏,所以银行一直对缺乏房产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贷款避之不及,尤其是眼下银根紧缩,很多行业现金流都很紧张,有的中小企业搞不好明天现金流一断就完了,银行自然更加担心自己的钱能不能还回来。越是担心,银行也就越是对中小企业惜贷。”张强无奈地表示。

与民营中小企业相比,大型国企由于处于政府强力控制下,银行不怕借出去的钱打水漂。所以国企相对私企具有更高的信用,更易于贷款,甚至无需抵押担保往往也能拿到利率较低的贷款。

谜团3:中小企业是否难以为继?

中小企业原本就面临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税负过重等不利因素的冲击,如今在持续紧缩货币政策环境下,融资难更是很有可能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网上早有传言温州等地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潮,厦门的情况又如何呢?

厦门经发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中小企业的困难并没有2008年那么可怕,厦门并没有出现媒体所称的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的情况。“我们汇总了地税、工商等各个部门情况,发现企业注册数量是正增长的,地税也是正增长的。不过需要警惕的是,整个厦门中小企业上半年的销售收入在持续下滑”。该负责人还表示,都说中央的宏观调控让中小企业生存维艰,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是在倒逼许多粗放型、低附加值的中小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我前几天还遇到一个老板,原来是搞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下房地产难搞了,结果最近转去搞IT企业了”。

不过在众多中小企业中,能够顺利转型升级的究竟有多少呢?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前不久指出,目前可能有10%的中小企业在升级,有20%左右可能正在转型中,而60%到70%的企业现在则是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

谜团4:高利贷是饮鸩止渴还是雪中送炭?

在融资难的背景下,许多中小企业主生存都成问题,又如何有更多的资金进行转型升级呢?王伟告诉记者,在高利贷运作中,最终很大一部分资金都借给了这些中小企业主。“有人说高利贷是雪中送炭,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也有人说这是饮鸩止渴,现在做实业利润那么低,一般只有2%~5%,但高利贷的利息动辄就是4分、6分,一个月的利息比你一年的利润还高,这些企业根本不可能承受。但他们没有办法,不借企业马上就要倒闭了,借了说不定还能撑到信贷放松的那一天。他们虽然心里不甘,但也只能被迫接受这一市场利率。”王伟叹了口气,继续说,“有人说借高利贷是找死,但不借高利贷是等死,等死不如找死。我只能牺牲我的信用成本,破罐子破摔。眼下先借了,先解决眼前的生存问题,以后还不出再说。”

除了中小企业,高利贷还集中流向房地产企业。由于房地产开发对资金需求非常大。在主渠道(银行)受阻时,房企会非常着急,必须尽快把资金流转起来。王伟表示,厦门像这样的开发商很多,借高利贷时都做过现金流预测,但最大的风险在于开发商无法想象国家下一步会颁布什么样的调控政策。如果调控政策持续加码,开发商也可能会出现现金流中断、高利贷崩盘的情况。

“许多人的心态是这样的,比如一个月6分利息,一年就是72分,我第一年不还,第二年还不还,等到第三年,你忍不住去法院告我,法院也就支持4倍利率。正好一年28,3年72。第三年后,这点利息说不定我就能还上了。”王伟点起了烟,笑了起来。

谜团5:担保公司为何成“关键先生”?

记者在厦门采访时还了解到,在整个高利贷链条中,担保公司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担保是一个微利的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行业。全世界担保公司都是国有的,比如像韩国的中小企业担保公会,都是公益性的由政府扶植的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低费用担保的机构,但在我国担保公司却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这是担保公司热衷高利贷的主要原因。”厦门市经发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

政府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王强的认可:“如今担保公司的定位主要是服务中小企业,这种担保风险高、收益低,担保费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单靠担保业务根本养不活公司,所以很多担保公司根本不做主营业务,主要就是做高利贷。有的就算在做担保业务,也同时在做高利贷。可以说厦门40多家融资性担保公司,100%都在放高利贷。”

事实上,近两年来,厦门新成立的担保公司有上百家。许多资本规模在千万元左右的老板,面对融资难、转型难的困局,会选择结束实业,把钱拿来放贷。虽说有风险,但总比搞工厂轻松。一开始可能只是依靠自己的口碑和影响力对周边的熟人收放高利贷,但想要把业务扩大,就要成立投资担保公司,这样就能有一个正规的平台,让公众知道你有这样的能力进行投资担保。王伟说:“我把这种担保公司叫‘穿着白大褂的伪医生’,穿白大褂有利于给企业进行体检,你什么资料都要给我,体检完了发现这家企业还不错,就别去找正规医院(银行)了,我直接把钱通过委托贷款借给你就行了。”

王伟还透露,几个月前,厦门还出过一起大案。某担保公司和某企业多次进行委托贷款业务,前几次都按照规定走流程,但最后一次办理抵押时,因为那个产证看过很多遍了,就没去办登记,结果发现这个证是假的,一下子20多亿元就没了。

除了担保公司,还有典当行、寄售行、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等等也都从事着类似的生意,只不过担保公司可以拆借资金,操作高利贷更加方便,因而数量更多。

谜团6:大型国企如何参与高利贷?

资本都是逐利的。闻到了民间高利贷的芳香后,不少国有企业也蠢蠢欲动。据王伟透露,厦门有好几家大型国有企业便做起了资本“二房东”的买卖。由于国企从银行获得资金非常容易,国企前脚从银行获得7%的低息贷款,转手就以30%的利率借出去,操作方法同样是自己成立一个担保公司,只要背后有房地产公司,土地拿来抵押就能借到钱。“表面上看,一切手续都非常合规,担保公司做委托贷款的时候,把利率设定为法定利率的4倍,这家国企再另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把剩余的利息,以财务手续费的名义打到这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账上。”王伟说道。

谜团7:银行职员为何成掮客?

国企做起了“二房东”,银行也同样做起了“掮客”。有的上市公司增发后,资金一时没去处,就会有银行工作人员以远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诱饵,以中间人或担保人的身份,将客户介绍给急需用钱的企业。银行在其中既赚了手续费,也能增加存量资金,还能提高大客户对它的粘着度。

曾经也做过“掮客”的张强告诉记者,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去做放贷人,有天然的优势,对借贷方的信息比较了解,出资人也相当放心。即便是社会上的放贷人,大部分在银行都有关系。

由此可见,在这条漫长的高利贷利益链中,从出借资金的普通百姓、企业老板、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等,到从事二传手的银行职员,人人都是高利贷的获利者。只要资金链没有断裂,他们都能获得可观收入。然而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迟早要崩盘,尤其是当许多中小企业和房地产企业抱着饮鸩止渴的心态借钱时,高利贷崩盘的速度会更快。

其实,民间借贷活跃并不是当下特有的现象,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宏观经济出现银根紧缩时,高利贷就会暗潮涌动。从这一点来说,只有通过有效的金融改革才能化解风险。

历史经验篇 金融改革是必由之路

文/本刊见习记者 徐卓航

高利贷乱象的前世今生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时隐时现的高利贷乱象从未消失过。每当银根紧缩时,类似的乱象便显现出来,致使千百万的人群蒙受各种崩盘的损失,最后,往往以政府对大案、要案的主要人员进行重判和追讨部分钱款为结束,或者根本只是随着货币政策的放松而自然慢慢退回幕后,随着风波暂时平息而不了了之。对比历史,反观今日,我们不禁要担心,当前的乱象是否仅仅是新一轮高利贷热潮的一个开始呢?它又会在何时、会如何结束?

1984~1986:从通货膨胀到银根紧缩

1984年,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即“拨改贷”。然而,这客观上造成了1984年底的信用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从而产生了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针对这一情况,国家动用了一系列紧缩手段对经济降温。但“一刀切”的信贷规模管理模式使一些正常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信贷资金的大部分都用在固定资产投资上,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极其紧缺。

就在这段历史背景下,温州出现了“抬会”风潮。“抬会”是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发起人称会主,把会员的钱聚拢,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会员可以发展新会员,进而变成“会主”,层层下去形成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式链条。当时在乐清县,共有大大小小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人。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这种疯狂的游戏在1986年春夏出现了资金链断裂,会主潜逃,影响巨大。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整顿活动,将李启峰、郑乐芬等知名会主判处死刑,直到1992年才基本平息了这场风波。

1993~1996:紧缩政策与高利贷风潮

然而此后,虽然政府明令禁止,舆论谴责不绝于耳,但高利贷仍以不可阻挡之势,自经济富庶的长三角、珠三角向全国各地蔓延。有关方面的统计表明,1993年中国的民间借贷资金已高达300多亿元,1994年升至500亿元,1995年更猛蹿至700亿~1000亿元。1993年温州一度冒出100多家地下钱庄,1995年上半年被关闭的温州市内18家地下钱庄总资产超过10亿元,经这些地下钱庄贷出的资金,高出银行利率最低也在3倍以上。同时,各地的高利贷行为也趋向于团体化,广东揭阳、浙江温州、江苏宿迁等地的标会、月零会、搭会等等相继酿成会案风波,仅广东汕尾市就卷入会款高达20.06亿元,致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严厉打击。

那么在宏观调控方面呢?1986年之后,央行几次紧缩银根又几次迫于各方面压力放弃紧缩政策,然而到了1992年,新一轮经济过热再次出现。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21.7%,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是1993年下半年,政府果断采取了以整顿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措施,央行首先以带有行政色彩的严厉信贷计划来控制信贷规模。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又一次与高利贷风潮相呼应。

2003~2004:从“钱荒”到新的“标会”

1998年经济危机后,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准备金率由13%下调至6%。然而,2003年开始出现“局部过热”的经济态势。于是,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出现“过热”态势,出台了多种抑制经济过快的政策。央行更是采取一系列紧缩手段,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6%调高至7%,这一自1988年以来第一次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行为,引发了较为强烈的市场震动。

很快,银根紧缩造成的民营企业“钱荒”,又一次刺激了民间高利贷的繁荣。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至2003年底,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14000亿元,仅浙江省东南部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同年10月,浙江苍南更是爆出著名的“矾山连环会”案,会案涉案总金额超4亿元,会员人数在2000人以上,使得苍南镇90%以上居民都遭受了经济损失。

2006~2008:“适度从紧”与“吴英”大案

从2003年起,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最终确定“稳中适度从紧”的政策思路。5年来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提高利率,通过紧缩银根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到了2007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压力更是显著增加。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安排由“双稳健”转变为“一稳一紧”,并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在当时,民间高利贷也同样非常猖狂。以温州地区为例,最高年息是150%。而在2007年的浙江东阳,还出了一位“亿万富姐”吴英。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做庄头搞民间借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中国一个年轻的女富豪。结果最终借贷崩盘,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

民间融资路在何方

从最早“一刀切”、同松同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到而今多样化、稳健、又或是适度从紧、一松一紧的政策,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的经济金融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和完善,然而对于在银根紧缩时相伴而来的高利贷乱象,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说法和解决途径。单纯的重刑、严打等等,只是带来了高利贷屡禁不止、一次次卷土重来的历史。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这种乱象?民间融资的路又究竟在何方?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乱象正是缘于国家对资金的垄断。我们应该放开民间借贷,允许高利贷才能消灭高利贷。资深财经评论员李光一也认为,利率市场化正是解决民间借贷难题的一剂良方。虽然也有许多人反对开放民间融资,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不过越来越多的人还是开始觉得,高利贷被我们过度地妖魔化了。

实际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间金融机构是合法化的。在中国香港,任何人经过注册都可以从事放债业务;在美国,8000家银行中有7000多家都是小银行;而在孟加拉,甚至有与我们“地下钱庄”类似的穷人银行。吴晓波接受采访时指出,破除民间借贷乱象的根本就在于金融体制的改革。不可否认的是,现今的体制对于不断爆发的高利贷乱象诚然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继而听之任之。

法律上,我国不保护高利贷行为,同时对高利贷案件的审理判决上又往往存在着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面临日益严重的高利贷乱象,无论是否将其民间融资行为合法化,首先都应该去处理和改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胡守钧强调说:“社会问题不能视而不见,如果再不切实地去做出一些改变,更大的社会问题就会产生。”

2011年09月26日 理财周刊 作者:邢力 甄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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