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 202011
 

  移民何以成为问题

  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

  “你移了么?”

  不知何时起,移民成了餐桌上无法回避的话题,声浪逐天。身边的许多朋友,仿佛是突然之间,拥有了与自己不一样的新身份。

  这种移民的热情,似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

  中国人历来重土慎迁。虽然背井离乡的故事不断上演,从未断绝。但所有的背井离乡,只是因为大道不行,为了躲避战乱暴政。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但过去每一次背井离乡,都是逃亡之旅,都有不得已的颠沛流离,卧雪眠霜,苦痛卓绝,不知何处是福地。

  所以,背井离乡这个词语所蕴含的凄婉悲情,本身也是对后世的一种告诫。

  今天的移民潮,却是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点,与历史迥异。

  现实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的新旧病症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及时处置,民间压抑的对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愤怒情绪,整个社会累积了巨大的压力。在包括衣食住行等几乎覆盖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逐渐失去了起码的稳定感安全感。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成为一种弥漫的病毒。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既然无力改变,也不愿担惊受怕,于是,移民就成为有能力者的一个重要选项。

  历史上的背井离乡更多是一种盲流。今天的移民,却是一种有目的的自由选择,是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的努力。

  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技术赋予了个人超级力量,人们对于外部信息的掌握和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走、迁徙,不再是无目的的行为,不再是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的盲动。所以,今天的移民,不是一种悲惨的无序的行为,而是有规划的追求幸福的行为,它也作别了老式移民悲凉故事的悲情教育。

  相对而言,合法移民并不会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合法的自由迁徙,是社会开放的体现。是否换个海外身份,是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主动的自我抉择。

  放在较长时间段里审视,在中国,这种释放个体的选择自由,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目标和成就,也是中国社会继续前行的动力所在。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现代社会的格局中,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一旦潮成,对于移出地社会而言,是一种灾难。

  他们带走的,不仅有他们自身数十年发展所累积的智识和财富,更严重地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走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带走了那种激励个体奋发向上并努力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三重流失的严重化,势必带来社会的某种“空心化”现象。

  如果一个社会的“心”走了,就可能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和执行层面改善内部生存发展环境,真正落实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公开和法治的社会,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调整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政策,增强社会发展的确定性,移民的潮流不可能止住。

  在产业领域,人才和资本的流向,表征着企业产业的盛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设若生活能有尊严、有安全感和相对的确定性,纵使故园仍有不如梁园处,也不愿轻易把异乡当故乡。

  归拢人心,留住人,让人在这个社会生活有尊严,才是社会去“空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他们为什么移民

  十余年前,一部电视剧和一本小说曾在国内大行其道。电视剧是《北京人在纽约》,小说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改革开放之后两次来势汹汹的移民潮,被浓缩在这两部文学作品中。仿佛是巧合,当下被热议的第三轮移民潮,也是随着影视剧的上映被人们瞩目的。前两部文学作品被关注,是因为当年移民潮中的众生相,而今年热议是因为参演一部影响甚广的影视剧的众多明星国籍问题引发的。

  在当下轰轰烈烈的移民大潮中,明星群体只是其中的少数人,却是最耀眼的一部分。

  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随着移民话题转热,大众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中国的财富阶层。更有行业内的资深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言之凿凿地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这些资产过千万的富人们,单纯想过移民意向的,绝对不是60%,而是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体、如此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话题如此沉重而宏大,本刊记者的报道,也只是向读者呈现这一社会话题的一个切面,而这一切面背后隐含的问题,有待专家和读者一起思考:他们的出走为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井喷的移民热情

  对新一轮移民潮的特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作如是总结:“以有钱人的移民为特征”,而且移民的原因,也更集中。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这几天有空,见了几个有钱人,都想移民。大多数已经移民了,还有的在办理。”这是微博上一句不起眼的留言。这样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没有人具体说的清楚是从哪天开始,这成了中国富人们的生活标签。

  李旭,做了十六年移民工作。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以前,办理移民的人都小心谨慎,现在他们直接问我们:我多支付你们些钱,能不能办得快一点?”

  英国《经济学人》也观察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变化。在近期出版的杂志上,这样评价:“一代人以前,大多数中国有钱人的模式是拥有一个独立厨房,放满了白花花的食物。但自邓小平‘致富光荣’的号召之下,成百上千的人成为百万富翁。他们享有各种象征财富的东西——大房子、好车子、奢华的假期。即使是这样,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想要离开中国。”

  到底,哪些算是富人?谁又在离开中国?

  有钱人的移民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给出了这样一组答案:

  “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简称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表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

  资产过千万的人,有60%的人考虑过移民。这个数据不小。但是,李旭却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这些资产过千万的富人们,单纯想过移民意向的,绝对不是60%,而是100%。”

  他的理由是自己的体验,“每次参加一些企业家俱乐部的聚会,在场的人,只要知道我是从事这行的,都会问上几句,‘怎么办理移民?’”

  现在来看,移民办得最疯狂、也最高调的是去年。

  2010年4月份,在北京车展上,一个移民广告的海报高调地悬挂着,“在北京买房么?不如移民吧!”

  这种行业内的高调背后,是2010年移民市场的一次井喷。

  当年年底,有的移民公司,业绩整整翻了五倍。

  2010年上半年开始,流传着移民涨价的消息,到6月份,加拿大首先涨价翻倍。很多想移民的人都赶在这个涨价前冲刺了一把。

  2010年10月的数据显示,香港、北京两地签证中心积压的加拿大魁北克省投资移民申请个案达18534例,按照现在魁北克省的最大移民额度,这至少需要9年时间。

  有机构对这些“富人”们为何如此热衷于移民做了调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发展研究基金会就曾做了一份《2010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调查显示,超过1/4的受访企业家表示自己已经移民或有移民意愿。

  为什么移民

  在《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移民中介还是移民的人士,在解释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开口会说,“好的空气,好的生活环境,并不高的生活成本,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俨然,是一幅美好的田园生活。

  不仅如此,获得外国国籍,或者拿到绿卡,对于富人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便利的出入各国的方式。2011年3月,亨氏签证受限指数的推出者Henley&Partners顾问公司出炉了一份《2010年公民旅行签证受限指数全球排行榜》,在98个参评国家中,中国排在第88位。

  张伟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发了财,有自己的公司,做软件开发和硬件销售。九十年代末,他们全家移民加拿大。他认为,“孩子”,永远是促使移民的最前面的原因。

  在《2011私人财富报告》中,也验证了他的这个观点。《报告》中统计,58%的受访富豪表示,子女教育是中国高净值人士进行投资移民的首要原因。

  但是,说到根上,让多数富人们移民的深刻原因,还是“安全感”。

  张伟光对《中国周刊》记者表述了这样的观点,“都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第一桶金都不干净,那也是一种仇富心理。社会仇富,政策又不稳定,有钱的人谁能有安全感呢?”

  他说,前段时间,他有个在国内做房地产的朋友,总问他移民的事情。因为,一直和他这个朋友有联系的当地一个分管土地的领导被抓了,他朋友变得很紧张,总想赶紧移民。

  张伟光的这个朋友,已经开始办移民了,他对张伟光说,“在国内做房地产,整天悬着,哪个相关官员被抓了,自己都紧张死了,整天揪着。”

  让富人们揪心的,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财产安全,多是赚了钱的商人们的移民原因。官员们的移民,则多是怕犯事被抓和已经犯事逃走的人。

  张伟光说,在加拿大,移民的中国国人分为三类圈子:

  “一类是官员,这个圈子我们也接近不了;一类是生意做大了犯了事逃过去的商人;还有就是我们这类人,钱也不多,也没什么其他目的,有一半好奇,还有一半期望,想过得更好。”

  移民潮今昔

  已经有人开始界定,最近几年时兴的这种以投资移民为主要形式、富人为主要移民群体的现象,已经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三波移民潮。

  推算上去,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经历过了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移民的主要是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那时,移民主要是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

  1990年代初期,加拿大等国逐渐开始正式接纳国外移民。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如果符合他国的移民条件,就可以提出申请,缴纳一定的费用,并可以取得审批,成为他国公民。移民国的这一规定,无疑为移民打开了一个“花钱就能移民的通道”。

  通道开了,那些较早出国的一帮中国人开始经营这单买卖,他们在移民国家设立公司,专门接待和办理中国人移民他国的申请。有的干脆来中国大陆设立公司,自己开拓市场。

  1995年进入移民行业的李旭,赶在第二波移民潮的尾巴上。那时的李旭被同学们调侃为“人贩子”。

  李旭记得,“1995年,每单移民生意做成,中介公司收一万美元的手续费,8万元人民币在90年代是个大数目。”毕业没几年的李旭看到了这行的诱惑:“花钱就能移民,几单生意就能养一个公司。太好赚了。”

  这股“花钱就能移民”的潮流持续到了1999年。

  与前两次移民潮不同的是,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中国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体、如此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对新一轮移民潮的特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做了总结:“以有钱人的移民为特征”,而且,移民的原因,也更集中。“大家更关注生活质量和财产安全了。国外的教育、福利是吸引力,国内的政策,第一桶金得不到保护等原因是推力。”

  “还有个新特点是,移民了,人还在国内。”

  去年,胡伟略曾经接受一家法国电视台的采访,对方问他,“中国兴起第三次移民潮,是不是中国内部的政策变动原因?”

  胡伟略没有回答。 (文中张伟光为化名)

  换个身份的理由

  为教育,为生活,为养老,各种原因覆盖下,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都有的“私有欲”,但是,这个想法在国内无法实现。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王建文,理工出身。电话里,他说,“自己说话和办事都比较刻板”,生怕自己的讲述没有色彩,枉费记者跑一趟。

  脖子里挂着工牌,大步子,用力的握手,王建文就这样出现了。很学者,很IT。

  农村里出来,考上学,1989年毕业。靠着几万块钱的积蓄和几个朋友,一身技术,在北京办起了公司。从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市公司,王建文成了村里出来的仅有的“中产阶级”。他说,“自己算不上多富。”

  正如他所形容的“刻板”。他的每一步都按部就班,计划到每一个细节,一步步走过来。现在,按照他的步骤,生活进展到现在,应该要移民了。

  这也是很多和他差不多生活水准的人都在想的问题。

  大股东们的尴尬

  这一步,走了2年。王建文说,“我们这一直很低调”。即便如此,状况还是层出不穷。

  坐在位于中关村的办公室,慢悠悠的王建文忽然很认真,抬起头,瞪圆了眼睛,“这当然是大事!”

  有一天,王建文去公司财务部门拿资料(移民过程中移民目的地国要对移民个人的财产做清楚的了解,细致到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分管财务的高层对他移民的事情很感兴趣。

  “王总,办理移民都需要哪些程序啊?我也有这个想法。”

  这样的问题,问的人越来越多,王建文就有点心慌了。其实,当王建文意识到,移民是个“大事”时,公司董事会也意识到了。

  “就在一个小办公室,我们几个原始股东紧急开了个会。”王建文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他们几个原始股东“基本都办了移民,这样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

  而且,董事会成员们发现,他们在办理移民的过程中也影响了公司里不少管理高层。现在公司三分之二的高管都有了移民的想法。

  这一点,他“没想到”。

  “这不是个人自由么?”记者问。

  “这当然不行了!一方面,都移民了,如果大股东都换了国籍,这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意味着公司性质就变了;另外,你想想,一个上市公司,要是高管层大都移民了,业务还是在国内,谁还信任这家公司?”

  他们之所以如此担忧,也在于:单纯就技术层面而言,很多人都有移民的能力。果真都开始办移民了,“对公司影响不好。”

  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完全可以承担的经济生活。“我2009年办移民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择一个项目投资40万加币,这些资金冻结五年,五年后还给我本钱;另一种方式是只要交上12万加币的投资利息,后面不用管了。”王建文选择了后者,而且他认为,后者的资金能力是很多公司高层都能承担起来的。

  从今年7月1日开始,移民加拿大投资额涨为80万加币,一次性利息涨到22万加币。价格翻了一倍。但对于资产上千万的中产而言,这依旧是可以承担的数额。

  在那间小办公室,王建文和他的几个创业兄弟商量着,“我们不反对移民,你要是移民拿到绿卡就行了,但是国籍就不要拿了。另外,一定要低调,不要再说自己移民的事情了。”几个原始股东定了这样一个“内部协议”。

  “你们有几个原始股东?几个移民了?”记者问。

  面对这个问题,王建文低头笑了笑,不语。过了五六秒钟,他重新组织语言:“这么说吧,这个数字是不能透露的。但是可以这么说,原始股东就那么几个人,只能说,移民所占的比例很大。”

  孩子是弦上的箭

  在几个原始股东里,王建文移民算是比较晚的。

  2008年底,原始股东里,有一位朋友给王建文打了电话,“我办成了!”语气很兴奋。接到电话,王建文很平淡,“他就说好,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触动。”

  最终让王建文决定移民的是,孩子。

  2009年,王建文的孩子开始上中学。“我不想让孩子在国内上初三。初三意味着课程安排全是应试的,每天模拟考试,全为了中考,孩子压力太大。”

  在王建文的记忆里,他的小学每天只上半天,另外半天是劳动,有时候会去田间,边劳动边玩。“小孩子打打闹闹的,不用背着很沉的书包上学。”

  直到到了中学,王建文关于上学的记忆才开始了“学习”这个词。

  “上学,完全是自己主观可以控制的。我是到了初中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必须好好学习考大学,这样才不会一辈子都种地当农民。”王建文说,这种动力下,学习也是自主的。“心里明白是为自己学的。”

  王建文和太太商量着,“我们能留给孩子什么呢?只能是一个好的教育,以后要靠她自己。”“有能力给她更好的教育环境,为什么不去做呢?”

  和王建文一样,很多有钱人移民的原因里,首先是孩子。更早移民的张伟光,就坚持一个观点:对于移民的人来说,孩子永远是最迫切的理由。

  张伟光在新疆有自己的公司。2000年,全家搬到北京,“想让孩子在北京读书。”

  张伟光想,“自己的企业是科技企业,自己又有很多技术专利,有很多高级职称,按照北京的政策,应该可以申请个技术人才引进什么的,弄个北京户口,方便孩子考学。”

  结果,三年下来,北京户口没弄下来,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张伟光有点着急了。朋友告诉他,“你可以直接移民加拿大,直接弄加拿大户口,孩子上学更方便了。”

  张伟光想了想,觉得“不太可能吧?这么简单?比北京户口还好弄?”朋友向张伟光说了“八大诱惑”:高等教育,自然环境,福利,医疗,财产安全……

  张伟光只记得有一句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只要进了医院,连盒饭都是公费的。”从来没去过加拿大的张伟光信了,答复朋友:“好吧,那我去待五年拿到国籍就回来。”

  2003年申请,2004年秋天张伟光就接到了体检通知,移民签证办下来了。那一年,几乎同一时间,他苦苦办了好几年的北京户口,也下来了。张伟光苦笑了一下。2005年1月,全家移民加拿大。

  张伟光的女儿去加拿大后,发生了惊奇的变化,考上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一下子觉得“这事,值了”。在他的估计中,女儿在国内的成绩,使使劲也就考个二本,也很难。在记者面前,张伟光一个劲的乐,“可能,玩着玩着,就学了。”

  张伟光的朋友余威也即将移民成功。2011年6月底,他刚接到了移民体检通知。

  余威从来没有去过国外,让他有移民想法、而且如此强烈的原因,也是儿子的变化。

  有一年,余威去儿子的学校参加一个交流生的座谈会,这些交流生都是在美国待了一年后回学校的。这个交流会让余威很惊讶,“那些孩子会说一些他们怎么受到了别人的帮助,会说一些自己很感恩的话。”听在一旁的余威反思自己的儿子,“自我为中心。我儿子不知道怎么的就变得特别极端了,要是有个日本人坐身边,恨不得掐死人家一样。”

  坐在记者对面,余威说起儿子来,自己都不禁打个冷颤。“学习压力也太大了。影响的孩子心态都变了。中考前,竟然失眠了,这么丁点大孩子。”

  我想有块地

  办理移民的过程很繁杂。王建文一办,就是两年,“过程太耗费精力了。”这一点,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

  “国外关注你第一桶金是哪里来的,是否合法?每一笔钱去哪里了?如果是花了,怎么花的,花哪里去了,有没有凭证?如果是借出去了,借给谁了,得提供借条。”

  为此,王建文把自己生平所有的大消费全部理了一遍,把公司每个进程的细节也全都捋了一遍。已经很久没用的工资卡,他专门跑到财务去查卡号,然后又跑到银行补办了一张同卡号的。他还找到了借钱的朋友,专门补了借条。

  等到去香港面试时,王建文拖了一个行李箱,足足一箱子资料。“行李箱大到机场必须托运。”

  经过两年的折腾,王建文终于拿到移民体检通知,这意味着他即将拿到移民签证。

  兴奋,是一定的。

  “拿到加拿大绿卡后,签证也会好办,出入各国出差也方便。我们国家的签证在世界上还是很麻烦的。”

  “加拿大地广人稀,在空气质量、绿化等方面比较好,这是我们很向往的……”

  除了这些,王建文心底深处,还有一个梦想。

  王建文是农民出身,在农村老家的房子一直没有翻新重盖。“因为那块地不是我的,如果是我的所有权,我一定会在农村老家盖房子。”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私有欲”。

  “我好想这样,自己可以支配。”他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想法,都想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譬如土地、房子。

  国内,是无法满足个人的这种“私有欲”的。“房子说到底是租的,土地也只有使用权。”他担心,租来的财产很容易就会被平均化了,“个人是没有财富的完全支配权的,因为,都是公有的。”

  王建文和他的几个创业同事们也会聊这个话题,他们会有同样的想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起来之后呢?资源不平均,财富不平均,整个社会就会不平衡,我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心里总觉得不安全。”

  “其实,就因为不平衡了,我们才会讲和谐,建和谐社会。”王建文说完这句话,忽然问,“这话就别写了吧?”

  王建文说,自己还算是“心里比较安全的一类人”,毕竟自己走的路子透明得很。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的邻居也移民了,“他考虑移民的诉求,一定更多元一些。他的不安全感会更强。”

  王建文的邻居是一家民营制造企业的老板,“钱多”,“富起来的更早”。和王建文相比,他的邻居更愿意拿到国籍。

  6月份,王建文见到邻居时,邻居全家已经办好了移民的手续,在温哥华买好了房子,准备7月21日全家搬到加拿大。

  两家还商量着,“到了加拿大,在温哥华联系,争取再做邻居。”

  王建文也会在温哥华买套房子,“不买别墅,买公寓也行。”他觉得这起码是一个保值的方式,“华人在加拿大买房,越炒越热了,租房只是一种消费,买房起码能保值。”

  已经在加拿大待了六七年的张伟光对此很有同感。他五年前买的房子,现在涨了一倍。“华人买房在加拿大,特别是温哥华很普遍。”

  寂寞也要走

  在局外人看来,这场即将奔入生活天堂的移民行动,充满诱惑力。但是,对王建文而言,还有一点担心:“因为我不会拿国籍,事业还在国内,而太太孩子会常驻国外,这样国内就我自己,生活质量会受影响。”

  这个问题,别人也遇到过。

  张伟光在加拿大待了六七年。刚去加拿大那会,张伟光也曾有过“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去超市买床垫,一个人正在费力地把床垫往车上装。过来一对夫妇问我,你需要帮忙么?我说不需要。夫妇俩互相看了看,又朝我笑了笑,说,你一定需要帮忙,然后两人二话不说一人抬一边,帮我把垫子抬到车上去了。”

  可是,时间一长,他还是觉得憋得慌。

  “国外的生活,很安逸,但是不够热闹。”他补充说,“女人特别能适应,你看那些移民的太太们,都不愿意回来生活。但是,男人们比较难适应,国外又不好做生意,朋友又不多。”

  “在加拿大,国家比较成熟了,十几年不变一变,哪里死个人,都是天大的新闻。最受新闻欢迎的内容就是娱乐至死。政治也娱乐。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天大的事都是小事。永远想象不出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在中国,变化太快,每天一个样,每个新闻都让人爆炸。”

  张伟光越说越兴奋,“中国多有意思啊!”

  他每次回国,都乐此不倦地看电视、看报纸。看看这个国家又发生什么。“我早就忍受不了国外看不到中文台了。”

  张伟光说,“一定不是光我这么觉得。”他推荐给记者一篇温哥华华人的纪实文学,《温哥华你为什么沉默》。文章中认为: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大多数是大陆精英,但是他们在加的生活时间一长,多数都沉默了。

  坐在一旁的张伟光的朋友王冕之非常赞同张伟光的观点。王冕之90年代末就出国了,是最早一批技术移民的人。他说了一句顺口溜,“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

  即将移民成功的余威,和记者讲过这样一个事情。自己一个同学移民澳大利亚了,年前回来参加同学聚会。一个晚上,一个劲地说话。那些不痛不痒的话,在余威看来,都是些垃圾话题了,早就不新鲜了,怎么还在说。他向这位同学发起了抗议,“求求你别说了,一晚上不停,你不累啊?”

  同学立马也抗议,“求求你,就让我说吧。我这一晚上说的话,比我在澳大利亚一年说的话还多。憋死我了。”

  余威笑哈哈地说完这个故事,安静下来,自语道:“我也会这样的。”

  “即使如此,还是走?”记者问。

  “当然走。可以走完了再回来。先拿到证,身份很重要。”余威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移不走的生意

  移民,成了他们谨慎敏感的话题。一群处于商界金字塔顶端的国内企业家,悄无声息换了身份,拿了绿卡。但是,人没走……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温州、北京报道

  2011年6月11日,温州滨海大酒店。

  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在一间装修阔绰的“温州厅”,一排白色的长桌,面对面摆了三十多张座椅。这里正举行一场温州世界侨领的聚餐。

  同去赴宴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这些人中自己是“特殊人”,因为他还是“中国身份”。

  曹国荣拿着一杯啤酒,穿梭期间。他习惯倒上满满一杯,无论对方是茅台还是干红,一定要劝着双方一杯干为止。一圈下来,他的话头就多了。他是比较早富起来的一批温州商人之一,如今在国内外有七家公司,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去开发南美洲市场,在秘鲁经营着“秘鲁利玛中国名品中心”。如今,他还是秘鲁温州工商总会的会长。

  这个自封为“钻石王老五”的豪爽老板,隔着桌子,左手酒瓶,右手酒杯,一杯啤酒一干而尽。而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虽然是秘鲁的会长,但是常年居住在温州。“国内的生意一直做,发展的也很好啊。”温州利玛集团,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

  和曹国荣一样“移民不移身”的人,在这个宴会上还有很多。

  宴会上的移民

  请客的人是冯定献,他是德国温州同乡会的荣誉会长,也是较早走出去做生意的温州人,如今在德国有自己的贸易公司,也是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的荣誉主席。

  这位长相清瘦、表情谦恭的中年人,干红洒到白衬衣上,腼腆地连连说“不好意思”。他被评价为“侨领界的老好人”,是温州侨领的领头人。这几年,他的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温州,做房地产,办酒店。这家滨海大酒店就是他旗下的资产。

  和多数在场的侨领一样,冯定献在国内过得很舒服。

  一方面,在国内的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如鱼得水。再有,他还是温州市的“荣誉市民”,是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和身份在国内的企业家相比,他总是被政府“礼貌接待”,有一定的话语权。

  记者和冯定献交谈中,曹国荣凑上来,“我们这些侨领,政府很重视的。每年春节后都摆酒席款待我们。”

  “你们是外国人。”记者开玩笑。

  “是的。”曹国荣又举起一杯啤酒干掉。

  曹国荣的邻座,一位身穿白色西裤的中年人,显得小资得多,一直半杯半杯的红酒喝着。他是美国温州商会的会长陈永坤,是温州企业家中“老大哥”级的人物,出国一二十年,有了美国身份,也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温州,继续做投资。温州最高的世贸大楼就是他投资建造的。

  转到桌子对面,到了陈永坤的位置,问起他的生意,“老大哥”含蓄着笑了笑,“早些年到美国,外贸好做,这几年不好做了。”

  “相比国内呢?”记者问。

  “房地产啊,投资啊,反倒是好做了。来,喝酒。”说着,陈永坤又是半杯红酒入肚。

  “生活呢?”记者接着问。

  “我们全家都在美国啊,我太太常年在那。”端着空杯子,陈永坤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惊讶,回答也带着些不屑,“当然在国外。”

  生意在国内,家庭在国外,这是目前诸多温州侨领们的选择。即使拿个国籍,拿个绿卡,依然不放弃国内生意。对他们而言,国内的市场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2009年,曾经被疯炒起来的迪拜投资房地产,今年以来,相对安静了。坐在记者身边的陈志远,相对沉默,每道新菜上来,他总是先吃光自己盘子的美味,然后再端起酒杯,边聊边喝。

  陈志远好几年前就到了迪拜,那时正是迪拜房地产投资苗头正旺的时候,他在迪拜做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并做一些房地产的代理服务。2009年,迪拜一火,他成了当地接待温州商人前去投资的“地主”。去年开始,他在国内的时间多起来,因为迪拜炒房热降温了。

  周德文,这位“特殊人士”,穿行其间,觥筹交错,心情不错。他被认为是“企业家们的精神领袖”,是比较敢说话的学者型活动家,企业家们的聚会少不了叫上他。

  周德文的确说了“很多企业家心里的话”。记者去过他的办公室,每天人来人往,密密麻麻,平均二十分钟接见一批客人,周末不休息。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也总有企业家找他去诉苦,也有人和他讨论移民的事情。周德文从不反对移民,他甚至还会建议他们移民。“对他们而言,可以继续在国内发展,又多了个余地。脚踩两只船,对企业家来说心里会更踏实。主要是这个原因。”

  周德文端起一杯黄瓜汁,换换口味,“你看,今天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了,但是依旧在国内发展。”

  移民不移身,已经是一种常态。

  移走了什么

  人不走,移走的到底是什么?

  “要一个身份喽。”傅黎强对记者说。

  傅黎强没有去参加这场宴会。他是美国某城市的温州商会名誉会长。在温州有自己的房地产公司。最近,他忙得很。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他在国内的生意处处需要他。

  和宴会上较早出国的温州民营企业家相比,傅黎强算是比较晚出去的。“我移民就是想再生个孩子,国内不允许,就移民了。”

  2006年,傅黎强在美国投资了一幢商业中心,全家移民到美国。

  他总是不苟言笑,说话很少。表情一直秉着,偶尔笑一下,立马低下头,或者拿过手机来摆弄转移注意力。

  他从书架上拿来一张全家照,指给记者看,“瞧。这个小儿子,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国内不许生。”

  换个身份,带给富人们的便利,还有重要的一点:财富转移。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但又讳莫如深。

  傅黎强已经花了几千万,放在国外的投资。

  “你会把多大比例的财富放在国外?”记者问。

  傅黎强从桌子上抬起头来,笑了笑,没有作答。

  移民加拿大的曲德刚,在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先笑了笑。然后把主角换成“大多数人”才回答记者,“这么说吧,如果国内不需要很多资金流动了,大部分投资移民的人还是会把资金放到国外的。一来,家庭生活中心在那。二来,安全稳定能更踏实,为何不放国外呢?”

  据非营利组织“全球金融诚信”(GlobalFinancial Integrity)称,中国的非法资金转移在全世界首屈一指。2000年至2008年间,从中国流出的款项总额达到2.1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使按照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平均计算,也可以达到人均1600美元。

  曲德刚觉得,再大的数字也不惊奇。他把身边移民的人分为三类。

  一类是自己辛苦创业起来,现在在四十岁左右的一帮人。“他们的家庭重心在国外,当然会存些钱在国外。”

  一类是资源性富起来的人,譬如矿主。“在加拿大,你要是看见一幢价值千万加币的豪宅,门前蹲着两头石狮子,打听一下,一定是矿主,煤老板们。他们钱多,有十几亿也正常,这些人最害怕钱不安全了,移民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财产,能不存国外么?”

  还有一类就是官员亲属移民。“这个更不用想了。灰色收入,能转移早转移。”

  “你呢?”记者重复开始的问题。

  曲德刚又笑了笑,不说话了。

  “大把大把钱,有哪些渠道转移?”记者接着问。

  “中国对现金的控制还是不够精细的,地下钱庄,洗钱的多得是,什么办法都有。最常见的办法,移民成功后,你可以多报自己在国内的财产数额,慢慢转移过去。作为原有资产在移民目的国还不用上税。”

  神秘低调的移民身份

  如果不是很好的朋友,曲德刚也不聊移民的事。他说,“90年代的时候,移民身份回国创业,可能还会享受一些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等等,但是现在这几年没有了。所以,在国内做生意,这个身份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大家也就尽量不说了。”

  曲德刚拿自己举例,“我的生意,还有人脉都在国内,不能因为移民就不干了。但是,又想拿个身份获得诸多便利。”

  曲德刚还不是站在商界金字塔尖的人,他的圈子里对移民身份的态度是,“低调”。对于那些商界金字塔尖上的人而言,对此就更“低调”,甚至“忌讳”了。

  一方面,他们要继续树立在国内的威信。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面对移民被晒出来的事实。

  所以,更多大老板们拿了绿卡,或者就换了身份,但会拥护国内,在国内做慈善。

  曾经,轰动一时的娃哈哈达能之争,宗庆后打的就是“民族品牌”的旗帜。2008年6月初,美国加州一位移民律师对媒体称,宗庆后持有美国绿卡且有九个年头。后来有媒体继续报道出,宗庆后一家妻小均已经移民美国,并拿到美国的社保卡,宗本人也手持美国绿卡。

  这让宗的形象很受影响,生意自然也大打折扣。

  为此,宗庆后专门出面说明,自己已经放弃美国绿卡,并对媒体报道宗家移民美国否认。拨通宗庆后电话质疑,不待记者提完问题,宗即匆匆挂断,不做任何回应。

  没移走的生意

  移走了身份和财富,移不走的是生意。

  “国内好赚钱。国外是去生活,说起投资赚大钱并不容易。”张伟光说。

  张伟光是2003年移民加拿大的,在国内一直有自己的软件公司。刚到加拿大那会,他想换个战场,在加拿大“隐约觉得可以做点事情”。

  “我想弄个软件公司,借机会开发自己北京公司的产品在加拿大的市场。”后来,他真干了。还在网站和报纸上做了产品宣传,开始跑客户。但是两个月下来,没有任何回馈信息。

  他分析原因是,“加拿大地广人稀,没人买,市场小。”他甚至拿个玩笑宽慰自己,“在加拿大,你可以很廉价地买下一块农场,但是,没有人给你干活,即使有人,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也养不起。”

  他也逐渐发现,“身边人在国外真的投资做生意的,大多是小生意,投资大生意又赚钱的不多吧。”他的一对朋友夫妇,在加拿大做外贸,每天负责把国内发来的货转到各个超市。也有朋友做外贸之类的,每年也都只是赚个一二十万加币。

  在加拿大投资创业失败的张伟光,后来安静了起来,“打打猎,钓钓鱼,抓抓螃蟹,聚聚会。买个菜做个饭啥的,都快锻炼成厨师水准了。”

  不过,买房子还是赚钱的。“我2005年买的房子,算赚了。特别是2009年,去加拿大的华人多了,买房的也多了,涨了不少。”

  “五年涨了多少?”记者问。

  “总共60%,差不多。”张伟光说完,接着补充,“当然不能和国内比了。”

  2011年,张伟光在国内重新创业,做起了英语教育软件。他相信,“中国市场大,没问题。准备大干一场。”

  重新开辟战场,在国外投资赚大钱,如今,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温州的傅黎强,为了移民就“赔了不少钱。”

  2006年,傅黎强移民成功。他在当地投资买下了一座商业中心写字楼。最初,希望商业中心可以吸纳更多国内的投资者到美国开店做生意。但是,回国招商,却并不顺利。

  “可以停止不做了呀?”记者问。

  “不行,这个项目一停,我的投资就算没有了,身份也就不保障了,要满五年呢。”

  “赔多少了?”

  “这个具体数字没有,反正不少。但是,再赔,还是要做,身份得要。”对于傅黎强来说,好在,五年的时间就要到了。

  如今,他还是专心做着国内的房地产生意。

  (文中人物傅黎强、曲德刚、张伟光均为化名)

  我的移民

  “一下子觉得安全了。”移民成功五年后,王一安想到当初的感受,只有一句话。

  口述 王一安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整理

  见到王一安,是在济南。在一个五星级酒店17层,他穿着拖鞋,右眼红红的,确切的说是包括整个大眼袋都红红的。这是前两天喝酒的结果。他不停地拿切好的黄瓜片擦,最后干脆昂着头,把黄瓜片贴在眼袋部位。“凉点,会舒服一些。”他说。

  4月份,他刚刚入选了加拿大某市同乡总会会长。该市去加拿大的同乡人已经过万,王一安属于“去得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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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王一安一直是所在市的红人。

  1978年,高中毕业满一年,王一安到农村当起了生产队长,推广杂交水稻,做出了成绩,是个“好干部”。

  1982年,王一安通过考试,录取到了区里,进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很快在区里当上了副科长。官运还算顺利。

  1993年,下海。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了1000万元人民币,买了一块地,开始搞房地产开发。

  第二年,就当选了该市第一届十大明星青年企业家之一。

  在百度百科里,数百字的介绍王一安,都是一个“好企业家”。捐款、名誉、职称,一项不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说,“待不下去了。”王一安这样叙述他的移民经历,以下为他的口述:

  5年被查9次

  我移民,完全是被逼无奈的。我觉得自己一向老老实实做生意,但是,国内很多事情没人脉关系就说不明白道理。这点很要命。

  1997年我正在美国出差。接到公司里的电话说,市里检察院抓了我们六个人。有人匿名告我偷税漏税和涉嫌关联交易以及侵吞国有财产等罪状。检察院带人去是要搜集口供。

  我觉得莫名其妙,赶紧飞回来。我是个直性子,做事也很直,我没做违法的事就不怕被查,所以,我就说“要关多少天就让他们关多少天!我们没犯法!”

  这六个人,被整得比较惨。我的哥哥被要求在马桶上跪了一晚上,第二天出来的时候,不会走路了。自那以后,哥哥对我意见很大,总觉得是被我害的,有意地疏远我。

  我也猜到了,匿名告我的人是之前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这个合伙人是市税务局的干部,在90年代中期,税务干部兼职做企业在当地是比较普遍的。我们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后分道扬镳。他还欠我38万元没还。

  我也开始告他,打官司和他要钱。这个官司打了三年。加上利息,对方偿还总共53万元。

  但是,他也一直在继续写匿名信。

  后来,检察院没问出什么结果来,刑侦队又来了,出纳抓去关了7天。会计被刑拘。出纳是个年轻人,自己说被吓死了,不敢再做了。出来后,立马辞职了。

  以后,我一听说要查我,第一反应是,“查就查,可千万别抓人啊!”

  2000年,区里税务局也来了。收走了公司账单。

  有一次我还被叫到了区税务局办公室。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领导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没有啊。”

  “那你怎么不来看看我们?”

  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没给他们送好处嘛。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当时看着他们吹着空调很舒服,我们公司还就只有我一间办公室有空调呢,就说,你们吹着空调过得那么爽,怪不得查我账。

  这下就得罪了领导了,账单也没要回来。

  过了几个月,市里税务局又来了。继续没收账单。局里我有两位朋友对我不错,叫出来吃饭。

  朋友开门见山,“你最笨,你不用交的那些,避开就是了,干嘛都交了呢?”

  “我不交全了,现在就栽你们手上了。”

  “你就补个一两万,事情就算完了。”

  “补什么?那你给我开税单,说明白我哪个没交。”

  说话硬,又得罪了人。

  1998年,纪委的也来了。按程序走了一遍,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来。

  从1997年到2002年的五年,我被查了九次。所有人都怀疑,我一定有问题!连我老婆都问我,“这么多人查你,你一定有问题。”我老婆是个很老实的好人,也在检察院工作,害怕这个。后来我和老婆离婚了,也有这个一点原因。

  其实,按理说,税上都容易犯点错误。税务上想查哪个公司,一般一查一个准。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我比较幸运,就是1997年开始查我的时候,其实我没钱,手里的钱全投进工程里了,还没开始收回。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所得税需要交。1997年开始查我了,那我以后的税肯定是老老实实的交了的。而且,我这个人,个人没钱,钱都在公司账上,所以查我本人,就没有个人所得税。

  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吧,一个坏人,写我匿名信,怎么有那么大能量,后来知道,他在市里的税务局里也是有人的。我们这个机构做事也费解,查了一遍还查第二遍,第三遍。三个月就应该查清楚的事情,硬是拖到三十个月也没有查出结果来,还是不罢休。

  要不回来的地

  我最近在看周立波。觉得这个上海男人说到了我心里。

  周立波说,应该有个制度,就是事后举报制度。商人在贿赂官员后可以事后举报同时不受处罚。

  这个点子太绝了。作为商人,谁都不愿意把自己赚的钱大把大把拿出去给别人,是不得已才会贿赂。如果事后举报,商人无罪,能检举出拿钱的官员。官员就会有顾忌了。这个办法绝对适用。

  现在就是监督不明。

  几天前,我在温州和老朋友喝酒,还在抱怨我那块地的事情。都要了十年了。

  十年前,买下这块地的时候,还是郊区,现在已经变成了城中黄金地段。一共四亩。当时我被说服和政府置换,政府要在这里盖安置房。但是,后来,地给了政府了,置换给我的地,一直拖着,没给。

  十年里我和公司的员工跑去沟通不下160次了吧。差不多每个月都沟通,早些年沟通的越发频繁。

  没办法,我就把当年和我置换土地的政府部门告到了法院。六次官司,我都赢了,判决给我是:在没有给我土地之前,政府每年拿出18万元赔偿我。

  如今,赔偿金我都拿了好几年了,地还是没有。

  为此,我们公司所有员工签字写了份万言书,交到市纪委。还贴到网上去了。有703804个网友跟帖支持我们。我当时觉得,这够轰动了,够引起注意了。

  纪委也的确受理了,让我们去填了个表。只不过,接下来俩月,又没声音了。判决书拿在手里,就是要不回地。

  我还是市里一个有身份的人,还能和市里领导说上话。这次回去,我见到了新换届的市长,又聊起地的事情。市长先表态:一定给你!

  “那就现在给吧。”我赶紧接着问。

  市长笑笑,又笑笑,就是一直笑,说,“以前他们那届没安置,我现在怎么弄?再等等,再等等。”

  现在,还等着呢。那块地放到现在是值钱了。

  “一下子安全了”

  这个期间,我一直想着移民,公司经营基本就停滞了。特别是查我的那几年。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移民。就是知道,早年有很多人偷渡。还有很多人是在国外做生意,然后慢慢拿到了绿卡。

  后来,我就借出差的时间,去香港咨询这事。

  其实,我是中共党员,上过七年半党校,修过哲学,我认为我们的纲领都是不错的,坏就坏在一些干部很坏。譬如,税务上一些人甚至希望你偷税漏税,然后就有理由找你。

  这让人很难办。

  2006年,移民的手续批下来。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心里觉得,一下子安全了。然后也没多兴奋,就这样。

  现在,我在加拿大的生活很好,都不想回来了。每周末去打猎、钓鱼。

  有个事很感动我。有一次,和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没油了。正准备打电话给朋友来送油,五分钟内,警车出现了。我们被监控到了。再过五分钟加油的车来了。加油,不花钱。对方回答,“这是国家的油,我们不收钱。”我赶忙递出200加币小费,给他们。他们说,“我们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收小费。”我当时非常感动,和朋友说,“在加拿大捐钱,直接捐给政府就好了!”后来,我朋友把这个故事写成帖子发到网上。帖子后面还附了一张照片:我在中间,两边搂着两名加油人员的合影。

  我现在有两对双胞胎女儿,都是在加拿大生的。加拿大政府每个月奖励我2000加币。我一开始有点受宠若惊。

  当然,移民,让我损失也很大。

  之前我买下的总共1000亩地,没机会开发了,都转给了别人。自己开发的话,肯定赚大钱的。

  自己还留下了几个项目,想继续赚钱。项目在中国做,还是比较好赚钱的。而且,又生了第二对双胞胎女儿后,我决定再多赚点钱。

  这次到济南,也是因为要处理一个投资的事情。

  在济南的两个项目,投资了一个亿。最后合伙人想把我的股权卖掉。

  四年没管这里的项目,我的一个亿的投资没有了。第一感觉就是:“又要上诉了!没办法。”但是,他们在当地有人,听说我那个合伙人的亲姐姐就在检察院。没办法,没人就不好办事。所以,第一次查案,不了了之。再次上诉,后来,市刑侦队出动了,还不错,终于冻结了这部分即将被交易的买卖。但是,这个钱,我还是拿不到。

  以后的生意,我会转向投资,不涉及具体经营了。经营还是让别人去做吧,和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打交道,我做得累了。

  不过,项目还会在中国投资,赚钱,还是大陆好赚。

  有一次,在一家酒店大堂,我遇见了那个一直举报我的前合伙人。两人看了看,都没说话。各自走开了。我曾经想找人揍他,我也想弄弄。这个气,是谁也不顺。后来,想开了,我现在过得很快乐。

  办完济南的事,我就飞加拿大了。那里生活很好。

  (文中王一安为化名)

  大腕的出走

  移民国外的演艺明星是移民潮中的一个小支流,可是因为他们的超高知名度,显得尤其瞩目。

  中国周刊实习生

  陈俊宇

  中国周刊特约记者 陶冶

  综合报道在这个娱乐传媒无孔不入的时代,一个超级粉丝可以轻易掌握他钟爱的大明星的一举一动,除了换国籍的问题。

  扑朔迷离的明星国籍

  最近几年,内地明星换国籍的新闻屡屡爆出,它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滞后,往往是明星换了国籍数年公众才得以知道。二是扑朔迷离,大明星们似乎宁愿谈论自己的绯闻,也不愿意敞开谈为什么移民。

  2009年6月,法新社一条新闻引发关注:功夫明星李连杰在新加坡市区购置豪宅。据当地法律规定,只有本国公民才可购买带永久地契的独立式住宅。随之,李连杰入籍新加坡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而早在1989年李就已经移民美国,妻子利智和两个女儿均为美国人身份。此消息意味着,这是李连杰二度更改国籍。

  换籍风波将李连杰推向了风口浪尖,但他选择了沉默。新加坡移民局并没有就法新社的报道做出回应,李连杰的“壹基金”在北京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拒绝对此作出回应。2009年7月1日下午,李连杰现身电视舞蹈大赛“精舞门”拍摄现场,当天被问及“加入新加坡籍”一事时,他一言不发,活动结束后更在众保镖的护卫下迅速离开,没有给记者近身采访的机会。

  事实上,2008年初媒体就曾报道,有传李连杰在新加坡置产,为两个女儿未来的教育先行铺路。但关于李连杰移居新加坡一事,他的助理林家贤含糊回应,他只处理李连杰的拍片事宜,不过问私生活。

  直到2009年11月,李连杰以中小企业代表身份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APEC会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才首次公开承认移民新加坡。移民的理由,李连杰解释说“想给孩子找一个学习的地方”,同时也有某资深媒体人的分析“‘壹基金’才是李连杰入新加坡籍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许,只有李连杰本人才知道。

  2009年9月16日,一部国产献礼大片首映,爆出一份真真假假的“外国国籍明星”名单。在这份名单的开列人看来,这些名人有个共同点——籍贯中国,加入了外国国籍,同时参演了献礼大片。这份名单虚虚实实,有些当事人也三缄其口。

  其中据传加入美国国籍的顾长卫和蒋雯丽夫妇,曾有记者向其助手求证时,对方的回答是“不清楚”。名单上注明加拿大籍的徐帆,电话无法接通。而被指为加入日本国籍的许晴,其助手干脆拒绝回应此事。在献礼片中饰演宋美龄的邬君梅回应质疑称“国籍、护照只是个符号。改了国籍仍是中国人”,至于她何时加入美国国籍,却不得而知。

  隐私一再被放大的明星,在移民与国籍一事上,却留下了真空地带。

  从美国归来的刘亦菲一出道就被人问个不停,以至于类似“刘亦菲的国籍,我要证据”和“刘亦菲国籍一切谜团水落石出”等帖子总能反复出现在各种论坛里。宁静传出与美国丈夫离婚的消息后,是否拥有美国绿卡的问题再度被抛出。最终,她在摆放着青花瓷和山水画的房间里接受采访,用自己是个“顽固的中国人”加以否认。

  扑朔迷离的明星移民,也会因为公众的好奇心导致“误伤”。今年6月中旬,有媒体报道,赵本山及家人移民加拿大获批,并已经完成移民前的体检,赵将选择多伦多作为移民后的定居城市。这不是第一次,早在2008年11月,赵本山就已经“被”举家移民加拿大。在这个消息传播了许久后,赵本山才公开站出表示自己没有移民。

  无论如何,移民国外的明星的数量,正在低调且快速地增长。

  明星移民先行者

  明星移民的渊源,可以在中国经历的移民潮中寻得踪迹。当时的明星,更多是先出国,后移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一次留学移民潮,演员陈冲成为了移民海外的先锋。1981年,此前凭借《小花》摘得“百花奖”的她离开中国,赴美留学。在美国闯荡了30年的她,也会无奈地表示美国“不是我本来的土壤。作为移民,这是我寄存的地方,我永远怀念我的故土”。

  拥有瑞士国籍25个年头,斯琴高娃也是明星移民队伍不折不扣的先行者。

  “很多年了,这早就是路人皆知的事了”,斯琴高娃的经纪人宋先生并不否认斯琴高娃确实加入了瑞士国籍。1986年12月,斯琴高娃远嫁瑞士华裔音乐指挥家陈亮声,随后把国籍变为了瑞士。

  先行者对于移民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见解。

  2008年10月8日,巩俐领取了自己的新加坡身份证,“笑容灿烂如花”。此事一经媒体报道,一批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演员再次被推到公众视线。而已经入瑞士国籍20多年的斯琴高娃也被牵连其中。

  当年12月,斯琴高娃选择直面媒体,认为巩俐的选择很正常:“那是她的自由、她的权利,是她个人的选择,我们为什么要去指责她呢?”同时,她激动地表示,选择什么国籍并不影响一个演员的演技和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我跟她(巩俐)也一样啊,但至少我们还是中国演员。我嫁了人,到了瑞士定居,但还是每年回国内来拍戏,也还是可以把农民演得很像。”

  在先行者的队伍中,斯琴高娃属于随夫移民一类,蒋大为却是为了女儿的学习。

  一身白西装,一副金丝边眼镜,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成了舞台上的蒋大为特有的标志。1996年,在加拿大温哥华演出的他,想到了女儿高考毕业,有意出国深造。

  “我找到了加拿大移民机构,但是当时的移民局不好通过(女儿出国深造),律师就建议我移民,因为你是一个名人,也不花什么钱,只要肯移民,女儿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再说将来做国际文化交流也方便。诸多因素综合起来我就过去了。”事后回忆起当初移民,蒋大为大方坦言。

  1998年,移民加拿大,辞去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行政职务,蒋大为过起了平淡的生活。除了出席一些重大演出,大部分时间养花弄画度日。偶尔也会练练歌,他的“咪咪吗吗”让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里住了个歌唱家。

  到香港去

  “1997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香港 / 1997快些到吧 让我站在红体育馆/1997快些到吧 和他去看午夜场……”

  1992年,歌手艾敬的《我的1997》家喻户晓。香港,对于彼时的内地人而言,是一种美好的向往。时间来到21世纪,前往香港已经相对方便。但香港作为行政特区享受的特殊政策,对意欲移民的明星照样充满了诱惑。

  明星们落户香港特区,算是移民中最具公开性的,这源自于香港政府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简称优才计划),这一公开政策也使得每个明星的移民具备超高的透明度。

  2006年11月27日,郎朗向香港入境事务处递交了相关申请证明,这个浑身充满表演气质的钢琴演奏家从此成为香港居民。郎朗在香港入境处的那张招牌式的笑脸,第二天便出现在内地各大报纸上。

  此前的2003年,香港为了引进人才,推出“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五年间引进了近两万人,但是由于没有明星加盟,并没有引起公众太大关注。2006年6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才制定了“优才计划”,任何人只要符合资格、能够通过“综合计分制”或“成就计分制”任何一种评核,便能获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截至2010年底,香港入境处共收到5045份申请。在已举行的17次甄选中,共有1808名申请人成功获分配名额:当中1672名来自“综合计分制”,来自“成就计分制”的则有136名。明星们的高分,则多来自“成就积分制”。

  李云迪和廖昌永在国际上拿奖无数,章子怡、汤唯、胡军、周迅等明星凭借在各种电影节上的获奖加分,得以通过“优才计划”。一般来说,内地明星在申请“优才计划”时,还会找资深的香港业界大腕做推荐,张静初被传就得到了成龙、尔冬升等人的联合力推。

  移民香港的理由或多或少有着共通之处。2008年3月11日,戴着墨镜出现在香港入境处的胡军,顺利通过“优才计划”。在接受例行的媒体采访中,胡军一席话有着一定代表性:“中港台娱乐圈发展空间很大,但过去每次来港只能逗留七天,工作的话要再拿签证,不时要进进出出,取得优才身份后,对大陆艺人工作的自由度更大,方便进出。”

  获得香港身份的明星们,将拥有出入境自由,免签通行134个国家和地区。并且相比国外,香港更靠近在大陆的家和事业。这自然成为了众多内地明星基于移民香港的重要因素。

  移民,并不缺少故事。2006年6月,已是 27岁的汤唯被华人奥斯卡导演李安相中,出演《色·戒》里的女主角而一名天下。本就成名太晚,却遭遇了封杀。2007年,汤唯选择蛰伏海外,同时,积极申请移民香港。2008年底,同样是因为《色·戒》曾在台湾“金马奖”夺得“最佳新演员”的汤唯,轻易通过了“成就计分制”审核,获得香港身份。对汤唯而言,移民香港,换一个身份,无疑是她事业起死回生的重要助推。

  2007年,艾敬写了一首新歌《我的1997和2007》,歌里唱着“2007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去HONGKONG!2007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去香港吧!”移民去香港的内地明星,伴随着歌声,一年一年地增多。

  移不走的片场

  明星们的频频“出走”,总有人想撬开这背后的“诱惑”所在。

  “现在办移民的明星太多了,很多人交给律师隐秘办理。虽然没办法确切统计,但至少80%以上的人都在办吧,或者更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传媒集团董事长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证实,“对于许多明星来讲,移民并不难,选择哪个移民国家才是他们需要抉择的。因为每个国家的硬性条件不同,特别是在移民监的时间规定上,时间越长,限制越多,也就越影响其国内的演艺事业。”

  有人分析说,除婚姻因素外,文体明星移民主要出于今后事业发展的考虑。“拥有外国国籍或香港身份的演员,一般均已小有名气,移民后,拥有出入境自由,不仅能给他们的演艺事业加分,还可以争取到更高片酬。”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福利、医疗补助等方面比国内完善,也是吸引明星移民的原因之一。

  除此外,“避税”也成为众人口中高收入明星移民的原因之一。“他们都是相关免税减税政策的受益者,”有演出商一语道破,“明星走穴演出,本身就是缴税的灰色地带,而一个拥有外国国籍的中国明星,就更不知该给谁缴纳税款了。”

  看似诸多的移民诱惑,然而,这些移民国外或是香港的明星并没有从国内大众视野中消失,他们在重新为自己获得一个身份后,继续着其在中国的事业。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就算有的明星们移民国外,他们的演艺事业肯定还是在中国内地,陈凯歌、蒋雯丽、张铁林、斯琴高娃这些人不早就持有外国绿卡吗,还不是都在国内发展?”

  巩俐移民新加坡之后虽然主要接拍国际电影,但也并未减少在中国的亮相机会。去年,巩俐甚至登上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并排名第53位。今年年初,著名影星巩俐推出华语电影《我知女人心》,由于该片锁定贺岁档,巩俐频繁亮相电影宣传活动,在国内非常活跃。

  2009年至今,有着新加坡国籍的李连杰将精力主要投入到壹基金的运作和慈善救援行动中,他出现在玉树等灾后捐款现场,参加各种节目录制,出席高校演讲。同时,他还参演了《海洋天堂》、《太极》、《敢死队2》等多部影片,并没有选择离开中国这片市场。

  更换着国籍,却有着在中国的事业,赚取利益与名声,却要忍受舆论的时不时的质疑。离开与固守,这样的故事在不同的明星身上,上演、落幕,却永远不会停歇。

  “让家属先走”背后

  裸官家庭,放弃的是中国公民身份,也放弃了对公权力的敬畏之心。118万裸官家属群体,是第三代移民大军中的一支,也是诸多社会病中的一种。需要回归的不是外逃的官员,而是人民的信心。

  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裸官”是这两年流行的一个词汇。“裸官”的非官方定义: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

  关于“裸官”及“裸官”的外逃,这些年来有许多见诸报道。由此,引发了人们广泛的质疑:妻子儿女移民国外,是为转移非法资产和东窗事发后逃跑做的准备吗?

  裸与贪

  “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一直被党组织怀疑,很寒心。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

  2006年6月,时任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在被调查期间,给纪委部门留下一封信,便从容逃往美国销声匿迹。在此之前,周的妻女早已持有美国绿卡。

  2004年12月,潜逃加拿大的中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至今仍在接受加拿大司法审查。其妻女早在2002年就以求学为名出国,并办理了移民手续。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出逃前妻女移民美国;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妻儿在其当权时移民加拿大;温州鹿城区前区委书记杨湘洪出国访问期间离团赴法国看望女儿,随后称病辞职;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的妻子,均通过在开平与华裔美国人假结婚,成为美国公民……

  这些案例均表明,“移民”成了腐败分子事后遁逃和转移资产最便捷的手段。

  2009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中提出,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中办、国办2010年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要求官员需汇报配偶子女的居住地,并在办理的公共事务存在利益冲突时,主动回避。

  《暂行规定》将对“裸官”的管理提上了日程。防治腐败是当务之急,但百万计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移民的现象,指向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腐败。

  士心所向

  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清代政治家魏源认为贤才的流向和社会的治乱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林喆教授认为,社会对“裸官”的认知带有歧视性,裸官不等于贪官。

  林喆教授将“裸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到国外留学,把配偶和子女都带到国外,最后自己学业有成回国。这类留学回来的人,主要是科研人员,回国后被提拔做官,但配偶和子女仍留在国外。第二类是自己在做官的时候,配偶和子女在国外深造、工作或定居。第三类是指贪腐官员先把自己的配偶子女送到海外,再把贪腐的财产转移出去。一旦事情败露,就逃到海外。

  “我认识一些官员,是很好的清官,他们的配偶子女就在国外。”林喆教授说。

  林喆教授认为,官员出国的机会比较多,能够看到一些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会成为一些公职人员为家属移民的动因。“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他们的自由,这一点无可非议。但官员因此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就不应该再做官了。”

  成为“裸官”虽然不能证明官员的廉洁度出现问题,但却影响了官员的忠诚度。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任建明的立场是:“家属移居海外,是官员的政治信仰出现问题。国际上对于公职人员的政治忠诚度都是有要求的。而在台湾,立法委员会官员持有他国绿卡也要放弃公职身份。对于如何管理移民或家属移民海外的公职人员,我国目前缺乏明确的规定。”

  中国传统治国之道就是先要修身齐家。任建明认为:“官员无论官职大小,都会起到一个道德表率和示范的作用。一个官员个人和家庭对于祖国的忠诚和信任,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跨国家庭、一家两制”是网民给裸官家庭起的外号。

  中国目前有许多没有触犯法律的裸体官员,移民对于公职人员家属来说,是权利,是自由。但对于国家来说,公职人员的政治信仰是国之良心。

  《东方早报》记者鲁宁曾撰文:“一家两制,脚踏两只船,身穿‘救生衣’。在国内心安理得地领取优厚待遇,享有体制提供的终身保障,一旦贪污罪行败露,拔脚就可开溜。更值得忧虑的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中国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必定一帆风顺。其中必定有曲折,有迂回,而当与曲折、迂回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危机如果发生,这些已经穿上‘救生衣’的人士能够与全党、全国人民一起共度时艰吗?”

  身在曹营心在汉,“士心向外”所产生的影响,要么是带走民心,要么是激起民怨。

  天堂的钥匙

  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曾在出国访问时对林喆说:“这里这么漂亮,如果能在这儿买个小屋,退休以后住在这里,该有多好啊。”海外是一些官员的养老天堂。而移居海外对官员来说,已经不是难事。

  西南政法大学学者李韧说:“新一波移民潮获得国外政府许多优惠的移民新政策,与以往中国移民走的艰苦之路不同了。”

  美国移民局目前正在着手对EB-5投资移民项目的收案和审案流程进行调整。今年5月份提出的调整方案中包括:美国EB5投资移民的申请人,需要投资50万美元到美国指定的高失业地区,为美国创造至少10个就业名额。

  EB-5大开绿灯,5年后全额返还,对申请人没有学历、年龄、经商背景的要求,没有英语要求,申请周期短,没有移民监和居住地的要求等等。

  这样的政策为“裸官”提供了方便,没有移民监和居住地的要求就表示美国公民可以长期在海外居住,不需要定期登陆美国。而5年内全额返还投资款,也可能会让一些不够坚定的公职人员动了“借钱”移民的念头。

  于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不仅成了养老天堂,更成了“裸官”外逃的天堂。官员一旦逃出境外,再想引渡回国相当困难。目前我国只与全球3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其中并不包括美、加、澳这些我国外逃官员最多的国家。

  这些政策就是“裸官”手中的一把钥匙,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打开国门定居海外。

  社会病

  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这本是官员应该恪守的原则,而今,裸官不仅让人民大呼不公,也成为廉政建设的一块心病。

  在厦门远华案中,有一长串涉案官员名单: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福建省委原副书记詹少敏、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原副市长蓝甫、厦门市原政法委副书记林金栋等105名县级以上干部,600多名各界显贵。

  这些人员中不乏裸官,李纪周归案后就交代:“我就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她在美国生活遇到困难,我也就不惜一切了。”

  任建明教授分析,可以推断裸官为支付家属在国外高额的生活开支很可能走上犯罪道路。

  林喆教授则说:“官场风云多变,不知道将来会如何。”她认为当政治环境不利,官员的发展空间不好时,会产生移民或为亲属移民的心理甚至行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国政府开始治理积重难返的社会腐败问题,全斗焕政府上台后,在全社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社会净化运动”,金大中政府时期通过了《反腐败基本计划试行法》,卢武铉政府时期通过了《透明社会协约》。

  韩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直是透明政治环境的主要做法。而我国在对公职人员财产管理上一直推行困难。

  任建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投资移民对中国公职人员家庭而言相当困难。中国是一个讲廉政建设的国家,国家主席的收入水平,都无法负担向发达国家投资移民的费用。这也是让裸官失去人民信任的重要原因。”

  裸官家庭,放弃的不仅是中国公民身份,也放弃了对公权力的敬畏之心。庞大的裸官家属群体,是第三代移民大军中的一支,折射的也是一种社会病。

  俄罗斯精英为何纷纷远走他乡

  文/中国周刊俄罗斯特约记者

  关健斌

  俄罗斯审计署署长斯杰帕申近日透露,最近三年来,已有125万俄罗斯公民移民海外,其中40%的移民受过高等教育。

  据全俄公众舆论调查中心8月初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22%的俄罗斯公民想离开俄罗斯到外国定居。而1991年苏联刚解体时,“想到海外定居”的俄罗斯居民只占全国人口的5%。这表明,近20年来,想到国外定居的俄罗斯公民比例激增了3倍。

  打算移民海外的俄罗斯人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特长的人才和身价不菲的中产阶级,他们带走的正是俄罗斯国家发展所急需的高科技和资金。因此,新俄罗斯独立以来出现的此轮最大“移民潮”已引起了俄高层和社会学者的广泛关注,而一些社会学者已开始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最近出版的俄罗斯《侧面》杂志通过对俄罗斯移民的采访总结出俄罗斯人想移民海外的五大原因。

  “为了孩子的未来”

  今年45岁的莫斯科居民亚历山大称,他最终决定移民西班牙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他现有一个9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一家人定居在西班牙小城,并拥有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如今,亚历山大已为女儿选好了小学,并准备让女儿在这里接着上大学。

  亚历山大承认,其实,他2006年前根本没想过移民的事儿。当时,他拥有一个连锁鞋店,但由于店面主人数次提高租金,致使他不得不关闭了所有店面。随后,亚历山大又找了新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亚历山大的邻居邀请他去西班牙,一起去看看这位邻居新购置的房产并想请亚历山大提一提装修建议。

  亚历山大说,“当我知道西班牙那个小城一个三居室的房子只需9.2万欧元,看到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知道那里的食品价格,特别是教育和卫生医疗的水平和条件,我明白,这些在俄罗斯是无法达到的,无论是我这辈人还是我孩子那辈人。就这样,我决定移民西班牙。”在搬入新家后三年,亚历山大获得了西班牙的长期居住权。

  亚历山大说,“按着这种模式,我们的许多朋友都移民西班牙了。就这样,我和他们又重操旧业,把西班牙的鞋子倒到俄罗斯去销售。此外,我们在莫斯科的两处房产出租后也给我们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为了待遇平等”

  叶卡捷琳娜两年前和自己的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一起从俄罗斯移民至维也纳。在莫斯科时,叶卡捷琳娜在一个欧洲组织驻俄机构担任公关经理。叶卡捷琳娜讲,她当时感觉自己在公司中是“二等公民”,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俄罗斯公民。她承认,“最初,我想通过自己的加倍努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想证明我与欧洲人有同等甚至更强的工作能力,应该获得与他们一样的公平待遇。但我护照上的国籍让我无法改变这一切。”

  叶卡捷琳娜透露,在决定移民奥地利前,她与许多国际机构代表交流过,就是希望能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加平等的工作条件和机遇。移民后,叶卡捷琳娜现在奥地利一个国际论坛秘书长处工作,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来自世界各地,她和大家的待遇都一样。如今,叶卡捷琳娜的孩子分别上当地的幼儿园和小学,他们的德语表达能力已与俄语表达能力一样了。

  “为了财产安全”

  韦尼阿明移民前是俄罗斯一家国企的高管,他在一次“被询问”后决定离开俄罗斯。韦尼阿明说,“现在,我这个阶层的移民潮最明显,这主要是中产阶级。在我的朋友圈子中,十个人中有九个人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移民西方国家。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人随时随地都可能成为此轮反腐斗争的牺牲品。其实,也就是这些移民把数百万甚至数百亿美元的资金从俄罗斯带走。”

  韦尼阿明透露,“俄高层此轮反腐风暴已波及了我许多朋友,这些朋友在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生意,他们无一例外地被约谈。这是迫使这些人决定尽快离开俄罗斯的重要原因。”韦尼阿明说,“当他们通知我要接受第二次问询时,我决定必须离开俄罗斯,因为我不想等到下一次问询了!但在离开前,我已把所有的财产都转移至国外,我的财产目前都换成了可自由兑换、转让的股票,我可以随时出手。”

  韦尼阿明承认,移民欧洲后干什么,成为了像他这样俄国企高管的现实问题。他的同事有人开了饭店,有人专门从事向俄罗斯人推销欧洲房产的业务,而韦尼阿明自己准备再弄个MBA学位后再在欧洲企业中谋求一个高管的职位。

  据悉,仅2010年一家之内,俄罗斯境内的私人企业主就从原来的461万人减少至411万人,约有50万商人选择了出国。还有许多商人虽然保留了俄罗斯国籍,在莫斯科还有房子,但他们举家早已迁至外国了。俄科学院社会学精英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称,“人们有从众心态,因此经常出现一个俄罗斯商人移民后,他的许多朋友都跟着他相继移民的情况。这增加了精英层移民的规模效应。”

  “为了学业和就业”

  俄社会学家称,俄罗斯青年人移民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求学,有45%的大学毕业生有出国的打算。马克西姆已是第四年在专门的英语学校专攻英语了。每年夏天,马克西姆的父母都出资让他去美国参加夏令营,借此提高英语水平。明年中学毕业后,马克西姆并不打算报考俄罗斯大学,而是准备直接去美国读书,他的父母现在就已为其尽快“融入美国社会”做足了资金上的准备。

  而马克西姆的同学格奥尔吉的家庭条件并不是特别好,但他已为自己选好大学时期的专业,并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出国梦”。格奥尔吉说:“我对数据和信息科技十分感兴趣。以前,我总是想中学毕业后要考取莫斯科国立鲍曼工程学院。但后来我发现,我想报考的那个专业在俄罗斯并没有那么大的社会需求。而在瑞士等欧洲国家却需求很大,所以我决定去欧洲上大学并直接在那里就业。为了这个理想,我一直在学德语。我去过不少欧洲国家,我明白自己并不想生活在腐败、偷盗、社会不公平的俄罗斯……”

  据俄科学院工会主席卡利努什金透露,苏联解体以来,随着国家对科研投入的减少及科研人员工资的降低,已有50万到80万名科学家离开俄罗斯到国外寻求发展,流失人才以30岁至50岁的中坚力量为主,他们绝大多数去了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和德国等国,专业涉及航天、物理学、精细化工、计算机、微生物学、遗传学等。据悉,在国外的俄罗斯科学家平均月薪可达3000美元至7000美元,而国内科学家每月只有1000美元左右。

  “为了坚持理想”

  斯维特兰和伊戈尔是两个成功的年轻记者。伊戈尔30岁时就已成为俄罗斯一家联邦级报纸的总编,而斯维特兰是一家知名通讯社的知名记者。这两位年轻人说,“当我们知道我们已无法诚实地从事自己的职业时,我们开始计划移民以色列。”伊戈尔承认,他是不得不离开报社的,因为“他无法告诉读者俄罗斯政坛中的许多真相”。他说,“当官员和政治家已习惯了撒谎时,记者是无法正常工作的。”斯维特兰补充道,“当我们得知以色列的各种保险和医疗条件时,我们就决定移民这个国家了。”

  而就在近日,我的好朋友德米特里·安德烈斯——一位能干的记者也给我打来电话说,“我准备移民海外了,打电话给你告个别。”“就彻底不回来了吗?”我问他。“如果我准备去的那个国家可以让我及我的家人好好地生活和工作,我为什么要回来呢?”电话那头语气坚定。说了一些祝福的话,互道珍重后挂了电话。在俄罗斯常驻近五年,经常听到一些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从俄罗斯移民海外的消息,这已不足为奇了。正当许多独联体国家百姓抢着来俄罗斯求学、打工、移民时,不少俄罗斯人也在“惜别祖国,远走他乡”……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收入不平衡等问题,导致大量人才外流。人才流失直接导致俄罗斯科研实力及创新能力下降,这引起科学界和官方的重视。已在国外取得成就的一些俄罗斯科学家及俄科学院400多名学者曾分别给俄总统和总理发去公开信,呼吁关注俄罗斯人才外流现象,加大科研投资力度。最近几年,俄罗斯高层痛定思痛,并准备着手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创造良好环境,希望促使人才回流。为遏制人才外流,俄罗斯制订了名为“教育”的国家优先发展项目,明确提出为青年人才的发展创造条件,开发其创新能力。该项目规定每年在俄罗斯各地区选拔出科技创新、体育、艺术、教学等领域的杰出青年人才,按其表现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但这一系列措施的效果仍不明显,俄罗斯的新一轮“移民潮”仍处于“涨潮期”。

2011年09月20日 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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