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 132011
 

发函发到手软!更换保代的信函如雪片般飞向各上市公司。

这是中国保荐承销市场里去年的老大平安证券在今年9月面临的尴尬状况。数据显示,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其保荐的26家上市公司发布保荐代表人(以下简称“保代”)更换公告,最多的公司已经三易代表人。而这正是之前平安证券20名左右保代离职潮的后遗症。

拥有85名保代的平安证券经历的人事震荡,只是“中国最富有职业群体”的1860名注册保代频繁流动的缩影。事实上,以国信证券、平安证券、中信证券为首的大券商纷纷降薪已经成为了行业性事件,甚至预示着职业拐点。降薪是这波离职潮最直接的动因,但深层原因可能远不止于此。

挪挪窝,钱更多

传闻中的降薪潮从国内拥有保代最多的国信证券刮起。

拥有139名保代的国信证券在2011年初,率先将每个保代的基本薪资由一年150万降至了70万。尽管同时增加了项目提成比例,但毫无疑问薪水进入了下滑通道。

9月,平安证券也爆出了近二十名保代集体提交离职申请的人事震动,导火索是一笔迟迟未得到兑付的上年度奖金。另一家大型券商中信证券也爆出了普遍降薪20%到30%的传闻。

一直被视为“金领”,在券商投行部中有着“核心中的核心”地位的保代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失宠”。

保代们在获得上市项目中主导签字的资格后,根据业内平均水准,他们大约能拿到年薪一百万左右的日常工资,每个项目的签字费50万左右,当然还有一定比例的提成(因券商和项目大小不同)。根据理财周报的测算,2010年最赚钱的保代是中金公司的孙雷,他拿下近两千万年薪。

不过,主板市场一路跌下来,创业板支撑了众多IPO项目和保代的市场,现在市场热潮已经过去,上市企业能获得的市盈率不断下滑。保荐人收费按融资额度来计算,公司赚钱少了,保代也只好降薪。

更可怕的是,要是市场一直低迷,如果证监会把上市窗口一关,保代们就只能干守着那不到一百万的死工资过活了。由奢入俭难,这时候,保代们只好储备点余粮,跳一跳,多拿点转会费。

“高峰时,一个做过一两个项目的注册保代的转会费高达150万。”某广州资深金融猎头说,挪挪窝,什么也不用干,就能拿到一年工资,为什么不试试?

“业内风气不好,都想着赚快钱。”上述金融猎头讲道。如果一个保代带着自己相熟的项目前去“投奔”,他要的价码就更高了,项目提成都可以谈。

一般来讲,市场高峰时,保代们从小券商往大券商跑,那边做项目的机会多;市场低迷的时候,从大券商往小券商跑,因为小券商会更加重视,拿的钱多。“本质上的指挥棒还是薪酬。”上述金融猎头表示。

今年以来,以国信、平安、中信证券为主的大券商纷纷刮起了降薪潮,但小券商半点也没法动。

小券商在品牌上吸引力不够,只能依靠保代个人的能力去承揽项目,他们正在大肆挖老手充实实力。譬如名不见经传的华林证券,就一口气从平安证券挖来了五名资深保代。齐鲁证券在两年里也挖来了12名保代,占公司总保代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他们逢低吸纳,坚守待时,其实赌的是市场很快就有大的反转。”一位深圳金融猎头说。

自2004年保荐人制度成行以来,一直在一家券商待着的保代是凤毛翎角,从业五年跳槽四次屡见不鲜。据统计,现有的注册保代中只有一份工作经历的有167人,仅占总人数的0.9%

老板的苦恼

队伍不好带,是众多券商高管对保代的最直接的感受。这个队伍不好带,当然不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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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的券商里,小组作业很常见。一个资深保代会领导一个团队,里面拥有三到四个注册保代和准保代,新带老。从前期的项目延揽﹑公司调研至后期上市辅导﹑材料申报等工作均一手承包,并不依赖公司。这种“团队包干”的模式使得券商对保代的控制力大大减弱。

“保代更像手工活,每一单的难度以及各方面的工作量都不一样。”某券商投行部人士这样点评,“这单可能在财务上多做了工作,那单可能在战略梳理上更费事,但团队成员一般都有各自的专长领域。”

一个团队一年可能只做一个项目,事前固定团队内部的分成比例不公平,不固定的话,最后就取决于领导一句话。“这样大家都没安全感。”上述投行部人士说。

事实上,据媒体报道,北方券商对某年度业绩特别“出挑”的保代,很多都会出于公司团队心态平衡的考虑,“削平”了事。

在创业板开闸以后,南方券商的崛起,其中部分原因就是明确的薪酬激励体系和及时足额的奖金兑付。“谁干活多拿钱也多”。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员工的工资比老板要高很多! 据wind统计数据,2010年,上市券商前三名高管平均薪酬只有241万元,比很多保代低上一大截。

员工的工资高,但老板有最后的工资核定和发放权。“看着员工赚得喜笑颜开,自己荷包瘪瘪,谁不想插上一刀!”前述深圳金融猎头讲道。当然,理由也很多:对于年初的口头约定分成比例,要根据市况调整;项目是其他团队的同事介绍过来的,也有功劳要分点;公司最近的财务状况不好,缓发……

于是,老板上有政策,保代下有对策。逼急了,撂挑子走人,有机会,把项目也拉走。

保代的频繁跳槽也给证监会带来了压力。根据相关规定,保代对签字上市的公司必须有两年的持续督导,但保代的高流动使得这个制度形同虚设。

大券商还好,赶紧把候补的保代给顶上,小券商要是没多余的保代,就得着急了。

“挖老人怕呆不长,挖新人,又怕培养出来是给别人送人才了”,小券商尤其有这样的顾虑。市场上仅有的三四百个零签字的保代人,很多在小券商待着。公司怨保代没能力拉项目,保代怨公司没品牌支持。

其实,保代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但上市项目数量终有“天花板”。现在正式的注册保代是1860位,背后还藏着1000来位通过了考试就差一个项目签字的准保代,加上今年即将“放”出来400多位,光这些人就够支撑一次上市高潮了。根据中国IPO市场每年大概200至300个项目的规模,保荐代表人也即将饱和。

人员的增多和市场的低迷都在压迫着保代们的口袋。

相比国外投行从业人员动辄两三百万美元的年薪,中国保代的薪资并不算太离谱,某种程度上还有上升的空间。

但是,当保代们的高工资和高提成并不建立在自身的核心作用基础上,而是数量控制和法规垄断上时,跳一跳,捞快钱,当然成为保代们当前“理性”的好选择。

2011年11月07日 《环球企业家》网站 贺颖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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